《新京报》记者李聪,实习生罗丽娟,编辑陈晓舒,校对李立军。
晚上11点,直播间的灯光依然刺眼。
有人赠送了十个可爱的心形符号,相当于一元钱,点播了一曲舞蹈。橘子和其他四位少女紧接着随着旋律摇摆。在屏幕上,舞者的面容被滤镜所遮掩,而她们的腿部线条被拉伸得既笔直又修长。她们扭动臀部,挥洒长发,指尖轻轻滑过锁骨。这已经是一支被反复跳过百次的舞蹈了。
橘子面带微笑,目光紧锁在屏幕上跳动的弹幕和礼物提示信息,心中默默计算着今晚还需吸引多少选票。
这是一场团体直播,由五到八位主播联合进行舞蹈表演。在短视频领域,它正编织着“财富神话”和“造星故事”,关于一夜之间财富暴增的传闻在行业内广为流传:某知名公会的主播榜一大哥为她刷了903个嘉年华礼物,总价值约270万元;一位素人舞蹈博主在一夜间获得的打赏超过了万元;甚至还有选秀节目出身的人才选择“再就业”……
团播吸引了众多年轻群体的关注。这种形式在招聘宣传中,被描绘成一种“门槛低、回报高”的明星职业。与此同时,与之相关的话题“差点忘了以前是做什么的”也迅速攀升至热搜榜。
然而实际上,参与直播对决和拉票活动,每天的工作时长常常超过十个小时,而且还得面对一份难以解除的合作合同。此外,随着众多机构和公会纷纷加入,行业的不规范现象也逐渐浮出水面:有的公司突然消失、拖欠工资、直播内容涉及边缘话题、软色情信息,甚至在一些未成年人的直播平台上,试探底线的行为也时有发生。
这份工作始于跳舞,却远不止跳舞。

小酒在维权过程中搜集到的相关资料,详细记录了每位主播所获得的打赏票数,资料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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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年轻人进入团播
年仅十七岁的少女小狸,早已被社交媒体上那些关于团体直播的分享帖子所吸引,那些帖子宣称:“只需每天跳舞,就能月入过万。”
去年,她与同伴们计划在暑假期间寻找兼职工作,于是通过网络找到了一位招聘中介,中介向她们保证“不会影响学业”以及“可以随时中断工作”,并且向她们展示了公司中一位16岁女孩每月收入高达三万的实例。
小狸尚未成年,缺乏经验,却毫不犹豫地签署了厚重的合同文件,她仅记得上面明确写着“底薪五千元保底,外加提成”。
橘子也被丰厚的薪酬所吸引,年仅22岁。去年五月,她毅然决然辞去了工作,回到了东北的家乡。在那里,她面临着有限的就业机会。当她看到团播公司的招聘信息时,她眼前一亮:“每天直播六个小时,基本工资6000元,还有提成,月薪可以轻松达到一至两万元。”团播公司仿佛偶像女团一般,再加上她对跳舞的热爱,她毫不犹豫地决定尝试一番。
新京报记者在多个招聘平台及社交软件上浏览到众多关于团播主播的职位信息,发现非一线城市的起薪普遍在5000元至8000元之间,且设有20%至30%的提成比例,而一线城市的主播起薪更是超过了一万元。
招聘宣传通常声称,只要对互联网行业抱有兴趣,即可轻松从事工作,过程简便,不要求具备舞蹈或其他才艺,欢迎初学者加入,并提供免费培训,有些企业甚至承诺提供住宿条件。
带着满心的期待,在节目正式开播之前,橘子历经了为期五天的专业培训。她不仅学习了七支时长约十几秒的舞蹈,其中大部分是手势舞,而且还自己掏钱购置了假发、各式服饰、鞋子以及假胸等表演所需的道具。
然而,直播开始后,橘子的日常安排如下:她会在下午1点钟醒来,随后从2点开始在公司练习舞蹈,接着从3点钟开始,她将进行化妆、更换服装以及打造个人造型。直至傍晚5点钟,直播活动才正式拉开帷幕。
一般而言,一场直播时长为三个小时,每日进行两场,每场之间会有一个小时的休息。首小时大家共同跳团体舞,第二小时则进行双人对决,而第三小时则是为选手拉票的关键时刻。主持人要负责调动现场气氛,激发观众送礼物的热情。至于主播,则需要适时展现娇嗔之态,每当有人送出礼物,主持人便会念出送礼者的ID,此时主播需表现出心形手势和可爱表情。
橘子强调,这段舞蹈时长仅十几秒,主要动作包括扭动臀部、胸部,并伴有轻触头部、肩膀、颈部等动作。此外,还需掌握如何注视镜头,使眼神充满吸引力。
每日直播活动直至深夜11时始,至午夜12时结束。随后,团队成员须与主播及运营团队共同回顾当天直播的各项数据,直至凌晨一点多,橘子方能踏上归途。
回到家中并不等同于结束工作。直播节目一结束,主播就得立刻通过私信向那些赠送了礼物的观众表达感激之情,这种方式在行业内被称作“做功课”。橘子经常需要“做功课”到凌晨五、六点才能休息,而如果还有新舞蹈要排练,她的睡眠时间就会更加缩短。
各家公司对“写作业”的数量和标准各有差异。小狸加入的女团粉丝数量不多,其公司规定每日至少需完成“写作业”任务50次,且需将截图上传至群聊,若未达标,每少一条将扣除50元。

小酒所在的这家公司举办了一场公会赛,比赛要求每位主播在两天时间内必须筹集到8888票的打赏,这些打赏的金额总计为888元。这是受访者提供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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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分钟都在竞争
在90后团播主播小酒的工作中,类似的流程也几乎是如出一辙。她所属的团队主打“少女风”,尽管开播时她感到四肢沉重,头发被汗水浸透,她仍需在镜头前保持“她”的形象:充满活力、面带微笑,随时准备对着屏幕中的“大哥”撒娇并寻求支持。
直播间的反馈是实时的。
在PK环节,若数据出色,便能翩翩起舞;若无人投票支持,便只能默默站立,目睹他人欢快舞蹈。小酒分享道,初入行的年轻人往往充满激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长期缺乏打赏,他们很快会感到焦虑。在团体中,逐渐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他们既是并肩作战的伙伴,也是相互竞争的对手。
橘子不禁感慨,在直播间里,同龄人之间若不能吸引足够的投票,往往会被视为不够敬业、影响团队进度,而且还不时会有一些爱挑刺的人向管理人员举报。
在团播这一领域,诸如上票对决、日榜竞速、周度赛事以及公会争霸等规则繁复的竞赛,作为整体布局的关键环节,构成了推动整个过程的动力源泉,旨在唤起观众慷慨打赏和积极投票的热情。直至比赛结束,无人能预知究竟“何人能登顶榜单”。
公会赛是一种传统的游戏模式。在她所在的公司,公会赛的具体做法是连接多个直播间的信号,或者让所有主播聚集在一个直播间内。此外,公司还设定了一个规则,要求每位主播在两天时间内必须吸引到888元的打赏,未能达到这一目标者,其工资将会被相应扣除。她这样说道:“这就像是给那些慷慨的观众加大了挑战难度。”目的在于营造一种仪式感,增强观众刷票的热情,从而提升业绩。
运营团队规定主播需预先联络那些曾慷慨送礼的粉丝,目的在于传递比赛的紧迫感,并着重指出“寻求支持”的重要性。小酒指出,有部分粉丝可能会因主播索求过多而选择“离开”,而那些选择留下并持续支持的粉丝,则会受到引导,促使他们消费更高的金额。
这位小酒的形象是一位充满活力、憧憬舞台的少女。她需按照其角色设定,用与身份相符的言辞与“大哥”交流,例如:“我迫切地想要在这次竞赛中夺得冠军,这对我的意义非凡,真心希望你能来为我加油鼓劲。”此外,在言谈间还需融入一定的情感压力:“若你此刻不为我投票,或许你并非真心喜爱我。”
为了激励直播间中的观众投票,主持人会在直播过程中设置各种“互动游戏”,例如达到“一千票”时要求主播进行一些带有性暗示的动作以吸引更多投票。如果某次直播的表现不尽如人意,需要加班来提高业绩,主持人就会将原本安排好的直播时长延长。
竞争不仅存在于主播之间,也嵌入观众的观看体验中。
在直播间中,账号的等级直接反映了用户的消费水平。以某短视频平台的直播间为例,那些达到30级等级的用户,他们的消费金额通常在6000元左右。
等级提升,所获得的“关注优待”愈发显著。对于30级及以上的“高级别”用户,他们踏入直播间时,主持人会率先致以问候,主播亦会积极展开交流,弹幕中满是“兄弟你太厉害了”“想拜你为师”等热情的赞美之声。
橘子观察到,大哥们投票的行为,大多源于渴望被簇拥和尊敬的心理。一旦送出价值3000元的“嘉年华”礼物,直播间便会充斥着虚拟礼物特效,此时主播与主持人共同表达感激之情,营造出一种短暂却强烈的“尊敬”氛围。
小酒觉得,有些人虽然并不富有,却渴望得到美女的青睐;而有些人即便经济条件优渥,也更重视对主播“驯化”的过程。即便仅仅投入一分钱,也能实现“点人跳舞”的愿望,即刻获得主播的回应。
“大哥”们同样可能遭遇“跳槽”现象,主播们会投身于其他直播间,向赏金较高的观众发送信息,力邀对方观看自己的直播,力求将他们转化为粉丝。然而,橘子坦言,这种方法的成功率相当低。那些赏金等级较高的“大哥”们,会收到大量的私信,“他们甚至难以从中作出选择。”

小酒在某短视频平台的直播记录。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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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不明码却早已标价
在直播平台上,“情感”并未直接标定价格,然而它实际上已被当作一种等价物。若主播希望获得投票,就必须付出真诚。
复盘会上,大家会探讨:“这场直播吸引的是哪类观众?”在橘子的公司里,主持人和运营团队会针对直播内容进行细致分析,究竟是观众寻求情感共鸣、友谊支持、艺术欣赏,还是对“土豪”身份的向往,亦或是关注主播的身材。不同类型的观众,对互动内容的需求自然各不相同。运营人员会准备相应的模板话术,并在主播遇到挑战时,直接登录其账号与粉丝进行互动。
观众的打赏背后,藏着各自不同的动机与期待。
起初,橘子不明白为何直播结束后还要继续交谈,她认为“观看就是观看”。然而,运营和主持人迅速介入,指出她“懒惰、不够勤奋”“不敢冒险”。主持人甚至直接对她说道:“如果你不付出一些,别人怎么会愿意为你打赏?”
她不希望观众赠送过多的礼物,然而,若未能达成KPI指标,遭受指责的将只会是她自己。在以五人团队为单位的考核机制中,每月的业绩即“上票流水”会平均分配到每位成员身上。以每月20万元的流水目标为例,每位主播需实现4万元的打赏收入。
橘子不得不变得更为积极。她会对每位“大哥”的账号主页进行详尽浏览,探究他们的喜好倾向,然后根据这些信息来规划自己的交流方式,提供所谓的情感支持。例如,若发现对方主页上展示了一款热门手游,她会主动表达自己对游戏的喜爱,并邀请对方共同参与游戏,旨在让对方感受到在网络世界中找到了共鸣。因此,有位大哥连续几个月对她进行资助,每日的金额介于五十到三百元之间,而在发薪日,这个数字可能会攀升至八百到一千元。
聊天场所已从公开的直播间转移到了更为隐秘的微信平台。随后,交流方式进一步演变,变成了语音通话,甚至有时是连续不断的语音骚扰。她有时不得不关闭消息提示,尽管如此,她却不敢坚决地拒绝。拒绝视频通话和面对面会面,这成为了她的坚守原则。
能买到高价门票的,全都是情侣票,小酒如此概括。运营团队会指导主播与“大哥”或“大姐”从暧昧话题入手,并且可以涉及多个方面。这种情感是有时效性的,可能仅维持一个月就会消散,所以必须不断地吸引新的“大哥”和“大姐”。
小酒曾迎来过来自天降的哥哥姐姐赠送的门票,单次金额动辄数百甚至上千元,然而,在多数情况下,一场直播的打赏仅寥寥数元。“这种平淡无奇的状态实在让人感到痛苦不堪。”
新入行的团播主播们,在直播间里能固定吸引到的“大哥”数量通常寥寥无几。“起初,他们或许愿意掏钱,但随着关系的加深,他们便会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小酒这样说道。一旦主播拒绝,这些人可能会连续几天不露面、不刷礼物,通过制造“冷场”来施加情绪压力。主播在担忧中,被迫随波逐流,渐渐地,就可能按照对方的方式互动,甚至超出自己原本的底线。“长此以往,很容易就会陷入堕落。””
小酒透露,公司虽然公开规定禁止主播与粉丝进行线下聚会,然而在实际情况中,管理层对此往往采取默认态度。一旦有所谓的“大哥”停止了打赏,运营团队便会提议“咱们线下聚个餐,顺便带上主持人”。简而言之,只要你具备将粉丝培养成“大哥”的能力,公司便不会过多干涉你采取何种手段。
直播平台上流行一种娱乐方式,人们称之为“接送你上下班”,意指观众给予主播足够的打赏后,主播便可无需继续直播而直接离场。然而,这种行为背后往往隐藏着更为私密的需求,例如进行视频聊天、发送私密照片或安排见面等。有些主播会自行处理这些要求,若他们不愿意接受,公司也会提供相应的替代方案。橘子曾在公司群里发现一条信息,其中列出了冒充视频聊天的各种服务及其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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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容易被替代的零件”
她在浙江的一家外贸公司担任职位,主要负责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去搜寻合适的布料。这份工作的性质繁杂且难以预料,有时候她甚至一整天都在寻找,却依然未能找到满意的布料。尽管月薪只有四千元,但扣除日常开销后,所剩无几,长时间的疲惫与挫败感让她最终选择了辞去工作,返回家乡。
小酒之前在土木行业担任文员一职,每月收入五千元,经常需要跟随项目移动。由于工地位置偏僻,生活环境较为简陋,而且工资发放常常因为项目款项审批周期较长而推迟。在完成一期项目之后,她选择了离职。
她们都希望转向一个收入更高、更快的行业。
一方面,有追求改变现状、提升收入水平的年轻群体;另一方面,以快速更新为特点的团播系统,通过持续更换“形象”来保持其新鲜度、热度以及持续的资金流动。
小黄,这位负责主播招募的经纪人,认为在美颜滤镜的辅助下,成为主播的门槛变得极低,只需扭动身体即可,这种角色在流水线上就如同最易更换的部件。
在社交网络空间,众多曾经参与团体直播的年轻人纷纷揭露了自己上当受骗的遭遇,并对众多团体直播公会所宣称的保障收入计划表示强烈谴责,认为这些计划实际上是一场骗局。
若没有高额的基本工资,鲜少有人愿意加入,而若不进行真实的宣传,招募人才更是难上加难。小黄直言,经纪人的收入主要来自基本工资和通过招募主播获得的“人头费”。在他所在的公司,每位经纪人每月平均能够招募到10名主播,只要成功签约并完成首月直播,就能获得500元的提成。
为了达成招聘目标,部分经纪人频繁在社交网络平台上投放众多吸引眼球的帖子,夸大其词,极尽吹嘘之能事。
但小黄透露,保底工资是有条件的,但招聘时往往不会说明。
以他所在企业为参照,主播的起薪与外貌相关联,其起薪的四倍数额作为月度业绩的评判依据,唯有业绩超出既定标准,方可获得奖金。此外,若业绩未达要求、日播时间不足、月播天数不足26天,其起薪将按七折计算,且无法获得任何奖金。
关于提成问题,小黄透露,平台将扣除50%作为抽成,接着公司又会拿走30%,而主播最终只能拿到剩下的20%。实际上,真正从中获利的是那些掌握流量分配权的平台和公会。
超时加班的情况在招聘信息中不会有所体现。小黄曾提及,有主播曾在公司连续工作十五个小时,感到疲惫不堪,只能吃下布洛芬来缓解疼痛,然后继续工作。他补充道,每天都会有主播因为不想继续工作而离开。
未成年人在签订合同时,其行为与小狸相似的情况并非孤立存在。小黄指出,众多前来咨询团体播客工作的年轻人中,他们普遍年轻且法律意识薄弱,这是他们的共性。
小狸在签署合同的过程中,原本打算拍照以备咨询,却遭到了经纪人的拒绝。经纪人表示,只有完成签字后,她才能带走合同。她进而询问了关于违约金的具体条款,对方回应称“只要你不违反约定,便无需支付违约金”,并催促她迅速完成签字。
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明文规定,网络直播服务的提供者不得向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注册直播账号的服务,然而,不少主播透露,由于团体直播往往使用的是公司账号,该平台并未对主播是否已成年进行深入的核实。
进入工作的第二个月,小狸并未如约获得公司承诺的5000元基本工资。这笔款项因迟到、业绩未达标等原因,被公司以各种借口逐级扣除。紧接着,公司突然解散了工作交流群,她和同事们报警后得知,老板已经人间蒸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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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有其他的选择,都不要做直播”
多位从事团播的主播向新京报的记者透露,若双方达成合作协议,企业通常会采取诸如收取高额违约金、降低薪资、更换团队、暂停直播等措施,来设置较为严格的退出门槛。
入职之前,小酒就对团播领域高额的违约金有所耳闻,然而在面试过程中,对方却告诉她“可以先不签订合同,离职时也可以直接离开”,这让她心中的疑虑得以消除。然而,到了月底发放工资的时候,负责人却以“尚未签订合同”为借口,告知她只能按照纯提成的方式结算工资——尽管她工作了38天,最终到手的工资却只有29元。
心中愤懑的小酒选择了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然而在举报的过程中,她意识到自己竟然无法明确知晓自己究竟是在为哪家公司效力。她发现,同一地址竟然同时悬挂着多家公司的招牌;而且,她发现有些同事签订的合同竟然属于已经注销的公司,而且这些合同上连公章都没有盖。在离职之后,她与同事们联合起来寻求维权,但却因为“不属于劳动关系”等问题而陷入了困境,维权之路变得异常艰难。
橘子则是通过诉讼才完成离职。
长时间在舞台上身着10厘米高的舞鞋翩翩起舞,她的内侧脚骨因承受不住压力而疼痛不已,日夜颠倒的生活节奏导致她的免疫力大幅下降,她时常感到心脏一阵阵的刺痛,失眠问题也愈发严重。与此同时,由于流量问题,公司决定将团队转移到直播平台,该平台对直播内容的尺度较为“宽松”,主持人和观众之间公然使用低俗语言,这让她感到极度不适,最终她选择了离开。
解约提议提出后,公司向橘子索要了20万元的违约赔偿。她回想,当初签约时情况紧急,合同并未仔细审阅,也未保留副本。为此,她花费了5000元聘请律师提起诉讼。经过双方的协商,最终她向公司支付了近1万元的解约费用。
律师方潇曾代理多起涉及网络主播的合同争议案件,她指出,团播领域存在诸多不规范行为,诸如:合同范本源自网络,难以与双方的实际合作模式相契合;在合同执行阶段,企业单方面制定了一些霸王条款,比如不合理的扣款和罚款;强制主播参与线下应酬,甚至涉及不正当关系;采取军事化管理,包括对主播进行殴打和辱骂;恶意扣除收入、体罚、没收账号、发布违规内容导致账号被封禁等现象。
入职时,团播主播通常与传媒公司签订的是一份“合作协议”,而非传统的劳动合同。在这份协议中,双方被界定为“合作伙伴”,且该协议并未构成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或经纪关系。
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播失去了法律保护。
方潇强调,在直播行业的实际操作中,主播们通常需遵循公司的统一调度,接受日常的行政管理,并依照公司的规定履行直播职责和完成业绩评估。在直播过程中产生的收益,大部分会归入公司账户,随后由公司进行统一分配。从人身依赖和财产控制的角度分析,公司对主播的管理具有明显的从属性质。此外,主播与公司之间可能形成实质性的劳动关系。
一旦主播的身份被确认为劳动关系,他们便有权依据法律规定获得基本工资、合同解除保护等权益,同时,原合同中规定的不合理违约金条款也有可能被认定为无效,或者其金额将被相应降低。
有人想离开,有人想继续。
即便老板逃离、薪水未付,小狸在被问及是否仍旧会从事直播职业时,仍旧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只是她更偏好于从事带货活动。
小酒重新回归文员岗位。在经历公司仲裁调解之后,橘子成功在一家奶茶店找到了工作,尽管这份工作颇为辛劳,但她对未来的道路有了更清晰的认知,同时也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收入情况。
有时她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人询问是否应该尝试做团播,于是她会分享个人的过往经历,旨在劝诫年轻人不要投身于这一职业,“若有其他路径可选,切勿选择成为主播。”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值班编辑 康嘻嘻 古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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