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很多人对“全球变暖”已经见怪不怪，觉得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其实这最多算是一个“科学定论”——就是目前科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但“全球变暖”虽然在大众传播中被当作定论，在科研界内部却并非完全一致。由于气候研究和“全球变暖”的原理，都存在相当大的模糊性。公众往往因为有先验的“客观气候科学”幻想，导致许多误解。

《悬而未决：气候变化的事实和迷思》的作者是史蒂芬·库宁,他长期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理论物理系任教,工作了将近三十年,还曾担任该校教务长和副校长多年,此外,他还曾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担任美国能源部副部长,尤为关键的是,库宁接受过系统的理论物理训练,这使得他对气候科学中的不确定性,有了比大多数气候科学家更为透彻的理解。

《悬而未决：气候变化的真实与误区》，史蒂芬·库宁 创作，王乔琦 翻译，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25年发行

库宁的《悬而未决》一书，全面探究了气候科学领域，剖析了“全球变暖”学说中的核心观点，讲解清晰易懂，揭示了当前气候研究存在的诸多疑问。这本书同时有力地证实了“目前缺乏公认的气候科学”这一论点。

气候科学现今的两大阵营

国际上，关于“全球变暖”议题，长期存在两个主要对立群体，一个是中国民众相当熟悉的拥护“全球变暖”的群体，他们具备以下观点：

地球正在持续升温。这种升温现象源于工业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气温的异常升高将导致一系列环境问题。

这种观点，对于渴望实现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显著的弊端。然而，这个群体获得了联合国下属的“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美国前领导人克林顿以及美国前副领导人戈尔的认可，戈尔担当制作的纪录片《显而易见的危机》（An Inconvenient Truth，2006）在公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个阵营在西方得到新能源产业资本的资助。

另有一群人，公众对他们的信息掌握不多，这些人不承认“全球变暖”是确实存在的，甚至怀疑这背后可能藏着某种诡计。他们对于“全球变暖”的看法是这样的：

全球或许并未显著变暖。气温波动与工业排放关联不大。无需担忧“全球变暖”会导致环境危机。

这个团体里有一些知名气象研究者，比如哥本哈根大学的丹斯加德教授，他因揭示“1500年全球气候波动规律”于1996年荣获泰勒环境卓越奖，他们得到了支持，政治界人士如特朗普总统也属于这个行列，而该团体背后的资助者，主要是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行业的资本方。

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广泛采纳了先头学派的学说，而后续学派的学说仅有少数书籍被隐晦地引入。

气候变化学说之所以引发持续不断的讨论，主要症结在于其存在根本性不足——该学说包含大量难以精确把握的要素。这种难以精确把握的要素，既为学术探讨提供了广阔的讨论余地，也为经济利益和政治势力的参与创造了条件。

图源：视觉中国

我们能够确切知道古代的气温变化吗？

探讨全球是否升温，必须先掌握过去地球的温度记录。不过，现今精确的气温资料仅能上溯至十九世纪中期，那么一八五零年以前的地球气温怎样了解？由于没有直接的专业资料，只能借助旁证方法来推断。

分析远古时期地球的冷暖状况，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例如参考前人留下的文字资料，观察树木的年轮变化，研究湖泊底部沉积的泥沙，分析珊瑚形成的层状结构，钻探深海的岩层样本，鉴定植物花粉的化石，考察古代土壤的遗迹，以及研究沉积岩的构成等等，不过相比之下，从冰层中提取的冰芯数据最为可信，因为根据科学原理，所有在空气中流动的物质，都会在大气运动的带动下，抵达冰川的上空，然后降落在冰雪的表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物质最终会封存于冰芯之中，成为记录地球气候变化的宝贵资料。

冰芯蕴藏着丰富的历史资料，例如通过测定冰芯里氢氧同位素的比例，能够推算出那个时期的气温状况；通过检测冰芯中的尘埃数量和各类化学物质，可以了解到不同阶段的大气浮游微粒、沙地变迁、植物生长情况、生物行为、火山喷发以及大气流动的强弱等多种情况。

冰芯记录的时间跨度可以持续数十万年，然而，它所反映的历史数据，很大部分终究是推测性的、不够准确的，对其进行解读和分析时，依然存在相当大的模糊性。其他获取历史信息的渠道，其可信度就更低了。

那么冰芯中的历史信息，能够支持“全球变暖”理论吗？

丹斯加德与奥斯切格在1984年发布了《格陵兰岛深层冰芯所显示的北大西洋气候波动变迁》，该文献被视为运用冰芯探究历史气候演变的关键著作。他们指出，在百万年尺度上，存在一个掌控地球气候的“1500年循环”，地球气候实际上在近乎稳定的状态下进行周期性更迭。

简单来说，地球温度有其自身的波动规律，在此规律下，人类工业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影响或许并不显著。比如，空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高低，并不能直接反映地球近年来的温度走向，1940年以来工业排放量大幅增加，但地球温度却呈现下降趋势。实际上，直至1975年，当时研究气候变化的主流观点仍是“全球变冷”。

库宁在书的引言部分说得非常清楚，概括起来就是，单从现有的气象学认识来看，还无法对未来几十年的地球气候变动给出可靠的估计，更不用说分辨出人类行为对气候造成的作用了。

气候科学家的结论如何被公众所知？

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议题，在于探究气候专家的学术观点，在未为大众所知时，怎样会被新闻媒体、政治人物、社会工作者以及非政府组织进行曲解和改变。

政治人物（例如总统参选者）都反感专家们的精确论断，库宁形容这些人：“每位竞争者都企图借助夸大的‘环境挑战刻不容缓’说法压倒对手，导致民众对‘生态灾难’的认知逐渐偏离科学依据。”部分研究人员也受到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被迫对“地球变暖”学说表示赞同，“即便该学说存在谬误”也不愿公开质疑。

一种新颖的学术探索，是在电子设备中构建模拟物，借助这些模拟物去推演环境变迁可能引发何种祸患。不过库宁认为，此类模拟物大多缺乏实效，他委婉地指出：“我们的模拟物日渐完善，然而它们对于前景的预判却愈发模糊不清。”他还转述了该领域专家的观点：“所有模拟物都有偏差，不过部分模拟物仍具备参考价值。”

库宁详细说明了气候科学及“全球变暖”学说中涉及的各方，包括学者、科研单位、倡导者与公益团体、新闻媒体以及政治人物，他们各自的立场和作为，都进行了清晰明了的阐述，这对我们认识这一领域的状况很有益处。

针对媒体，库宁表示：互联网时代进步，新闻标题为吸引更多浏览量，倾向采用更具挑拨性手法——即便相关内容并不支撑其欲引导的立场，这种现象难道不是人们常提及的“标题党”吗？

库宁在政府部门供职的背景，令他对政治人物的行为模式有比普通人更深的认识：气候变暖的潜在危害，能够触动每个人的心弦，这种危害的表述既可以显得迫在眉睫，又能够显得遥不可及，政治人物的惊人言论往往要过数十年才会被证明其真实性。他的观点是，政治人物为了博取眼球，在环境议题上只会夸大其词，毫无实际顾虑。

库宁认为，气象研究者未必能完全清白，他们时常有所顾忌，难以直言不讳。部分学者因未公开拥护“地球气候恶化”学说，遭到众人非议，个人前途甚至因此蒙受重大打击。以亲身经历而言，作者一旦就气候议题坦诚相告，便常有路人质疑其是否属于特朗普的拥趸。部分科研单位为了争取更多经费支持，往往更注重调整科研方向以迎合资助方的期望，而不是让资助方的理念去适应科学研究的实际进展。

图源：视觉中国

那些四处奔波的非政府组织，库宁对他们更为反感：对许多此类团体而言，“环境恶化”是他们全部工作的重心。这些组织还会互相较劲，看谁在“全球变暖”问题上立场更激进，以免被对手赶超。

如何评价双方阵营的研究成果？

由新能源投资所催生的“全球变冷”论调，声称工业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造成地球气温下降并可能造成严重的生态后果，倡导减少煤炭、石油等传统燃料的消耗，转而采用水力发电、阳光能、风力发电、核能发电（最初也被归入新能源范畴）等能源形式，这一主张直接损害了传统能源投资方的经济收益。围绕“全球变暖”这一主题，新能源投资机构和传统能源投资机构均投入大量资金支持有利于自身的学术探索。这种现象在西方国家十分常见。资本资助学者，让其研究成果迎合该资本群体的期望，此类行为在美国被称为“回音室”，库宁的著作中也阐述了这一观点。

中国人普遍觉得，学者要是拿了钱，就得帮钱说话，这种事儿让人鄙视。中西方在这点上看法不一样，有时候有人会拿这个说事儿。比如，有些人想搞臭学术上的对手，就拼命说那些反对全球变暖的学者得到了老牌能源公司的钱，可对于支持全球变暖的学者拿了新能源公司的钱，他们却闭口不谈。由于欧美地区普遍存在个人出资推动科研活动的现象，特别是在医药和气候研究领域表现显著，因此，对于不同来源的研究成果，我们应当基于其内容本身进行评估，不宜仅凭是否获得私人资金支持来作出评判。

如果研究者在经济上接受私人资本支持，就会损害其学术可信度，这种影响应作为评估时考虑的一个因素，特别是针对争论中双方学者过去学术可信度的历史表现。令人遗憾，那些主张“全球变暖”的群体，因为“曲棍球杆曲线数据造假”的丑闻，在学术可信度方面留下了突出的负面记录。

最终务必指出：不论如何评价各方学术成就，我国如今在新能源领域遥遥领先，发展路径无误。毕竟，地上的煤炭、石油及天然气终有耗尽之时，人类最终会以太阳能作为核心动力之一，我国已领先踏上这条光明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