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心智观察所

一项涉及美国科技主导地位的重大事件正在首都进行。将近十亿美元的公共财政资助款，经过巧妙转换，变成了企业大约十分之一的股份权益。借助这一创新机制，公共部门能够以较少投入实现显著目标。即便只掌握一个象征性的股份，也能在重大选择上行使最终的否决权力。

英特尔现任负责人陈立武，是这场所谓“国家控股”事件的关键人物。这位具有中国血统的行政主管，不久前刚与特朗普在白宫会晤。自从那次会面之后，有关政府计划对英特尔进行投资的传闻便甚嚣尘上。如此精准的时间点，不禁让人怀疑他们之间是否就英特尔的前景达成了某种共识。

陈立武，一个带有“政治污点”的救赎者？

直观理解今天英特尔的困境，可以看一下以下这几组数据。

2024年度，英特尔整体亏损达到188亿美元，实现营收531亿美元，相较往年有所降低，降幅为2个百分点；其利润率从之前的水平下滑至32.7%，降幅达到7.3个百分点。具体来看，代工服务板块全年产生的收入为175亿美元，但亏损额十分惊人，高达134亿美元。尽管英特尔在盈利方面面临挑战，不过其现金储备依然保持良好状态，能够满足公司在技术探索和战略布局上的需求。然而，这种财务状况能否长期维持，目前还无法确定。

英特尔在技术选择和商业判断方面出了名的问题，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智能手机风靡世界的时候，英特尔却还守着PC和服务器这块自认为安全的领地。更糟糕的是，英特尔在技术选择上出现了偏差。他们过去引以为豪的Tick-Tock策略——每两年实现工艺升级，在10纳米节点上彻底宣告失败。本该在2015年就投入生产的10纳米工艺，被硬生生推迟到了2019年。4年的延迟，在摩尔定律的赛道上，几乎等同于判死刑。

英特尔公司的市场价值在最高点时接近三千亿美元，现在已经大幅度减少，缩减了三分之二，甚至可能被A股市场中的热门股票寒武纪公司赶超。

今年3月13日，英特尔宣布，陈立武为公司新任首席执行官。

三月份的最后一天，陈立武出席了英特尔关于二零二五年的展望会议，并且进行了持续半小时的讲话。这是他担任英特尔领导者职务后的第一次公开露面。他在会议中公布了自己推行的规划方案，意图从公司战略布局、组织文化更新、关键业务运营等多个层面，对这家陷入困境的知名芯片制造企业进行彻底改造。

陈立武就任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后，立即着手联络并拜访关键客户，以此收集他迫切需要的意见。他意图了解这些客户的不满与期待，进而调整团队构成，修正以往偏差，为英特尔制定“振兴蓝图”。

我需要了解我的产品存在哪些不足……这种感觉令人难堪，但它确实促使我寻求改进的方向。有人询问我，为何在这个职业发展的阶段选择应聘这份工作？已经年满六十六岁的陈立武在公开讲话中阐述道，我对这家企业怀有深厚的感情。目睹它艰难维艰，我深感惋惜。我清楚自己具备协助它摆脱困境的才能，因此不能选择置身事外。

陈立武并非全然自高自大，2024年他径自离开英特尔董事会，缘由在于与当时的首席执行官帕特·基辛格见解相左。二人在英特尔芯片制造领域持有显著不同看法：帕特持续在全球增设工厂，耗费巨额资金，而陈立武则倡导集中精力于核心业务。他运用了三大策略——拓展人工智能计算领域，着力攻克代工业务，并且推动全公司层面的文化变革，意图力挽狂澜。

陈立武有充分的自信去对抗那些糊涂且犹豫不决的腐化管理层，在过去四十年间，他投了数百个半导体公司，被称为“半导体投资业祖师爷”，他也曾紧急接手CEO职位，使濒临破产的EDA行业巨头Cadence得以转危为安。

他凭借卓越的洞察力和精准的判断，构建了一个广阔的半导体领域投资网络，鲜有人能比他更熟悉这个行业。Cadence公司的经历表明，他在进行资本运作的同时，也展现出领导大型实体公司运营的才干。

陈立武最为人所知的角色，是位成就斐然的风险投资专家。他作为此类从业者，向来致力于发掘那些鲜有人察觉的潜在机遇。1983年，他加入了瓦尔登投资基金（Walden USA），担当起亚洲区域风险投资项目的负责人。他甫一上任，便显露了其抱负，于1987年自行创办了一家投资管理机构，并将其命名为华登国际。最初管理的资金只有300万美元，几乎都是家族朋友投资。

笔者多次出席半导体产业各类资本运作会议，能够明确一个观点，业内勉强形成的一种看法是，于二零一八年中国大陆半导体领域热度高涨之前，芯片投资界规模较大的机构仅华登国际一家。

上世纪80年代起，也就是科技奇点发生之前，许多投资机构都视半导体为衰败领域，但陈立武却察觉到该行业暗藏前景，将绝大部分资本配置到了其中。

他借助新加坡及中国台岛等地的特殊政策，在这些地方创办了数家半导体企业。他秉持着与众不同的、着眼于长远的理念，即便投资者们质疑他是否不正常。半导体产业的进步证实，他的这种策略不仅具有前瞻性，还为他赢得了可观的收益。

自时间节点转换之际，陈立武正式在中国大陆拓展其事业版图。他并未将投资重心放在彼时最为热门的互联网领域，而是选择持续向半导体产业注入资本，即便该产业在大陆尚处于萌芽阶段。

2000年，经由大股东中华开发与副董事长胡定吾的推动，台岛排名第三的晶圆代工厂世大集成电路，以五十亿美元的价格，转手给了台积电。创始人张汝京选择独立创业，率领众多技术专家，前往上海，建立了中国大陆首个八寸晶圆制造企业中芯国际。

许多资本因政策顾虑而犹豫不决，陈立文却力排众议，促使华登国际向华登国际投资五千万美元，成为中芯国际首批注资者之一。他本人更是担任中芯国际董事长达十八年。即便该公司遭遇行业低迷等困境，他也没有选择离开，这与他以往仅专注早期风险投资的风格截然不同。

中国大陆持续加大对半导体及芯片产业的扶持力度，中芯国际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本土芯片制造企业的杰出代表。2020年7月16日，该企业成功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其市值达到近六千亿元人民币，跻身A股市值领先的科技企业行列。作为创始投资方，华登国际也因此收获了远超预期的丰厚投资回报。

风险投资的实践使他掌握了初创企业的调研与运营方法，Cadence公司的工作经历则让他熟悉了商业运作，特别是半导体产业的业务模式，英特尔董事会两年的任职经历也让他获得了诸多关于企业症结、发展困境及应对之道的认知。

陈立武的职业经历堪称全球化背景下的杰出榜样。他是风险投资机构华登国际的创办者，长期专注于亚洲科技领域，并且向新浪、创新科技等知名公司提供了大量资金支持。凭借连接太平洋东西两岸的深厚积累和广泛人脉，他获得了英特尔公司董事会的高度认可，被视为最合适的领导者。当今世界，半导体产业链紧密相连，具备亚洲市场运作能力的负责人是难得财富。

但是，国际政治的残酷状况却让这一长处立刻变成麻烦。二零二五年八月，特朗普竟然突然公开发出指令，迫使陈立武下台，理由是他有“重大利益纠葛”。

这项指控的基本思路是，在两国科技对抗异常激烈的形势下，凡是与华市场存在紧密联系的履历都可能被当作先天缺陷。陈立武在亚洲多年的商业投资过往，就这样被定性为“政治问题”。

这一步举动，也为特朗普团队掌控英特尔制造了潜在条件。

黄金股，一个阳谋

面对英特尔当前的困境，特朗普当局提出了一种别出心裁的应对方法——黄金股份。这种看似玄妙的构思，本质上是一种精巧的政治经济策略：当局以极少的资金投入，换取了显著的支配能力。

设想一下，你只需花费1美元购入一股特殊股份，便可在企业的重要事务上掌握决定权。这就是特殊股权的独特之处。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曾公开要求陈立武离职

政府无需持有最多股份，也无需负责日常事务，不过，在关乎国家安危、关键技术外泄、重大资产处置等要害环节，它却掌握着绝对否决的权力。

特朗普当局在不少事件里都尝到了这种策略的好处，在日本新日钢并购美国钢铁的案例中，美国政府借助持有黄金股，既同意了这笔买卖，又确保了对核心事务的掌控，在稀土公司MP Materials的融资里，国防部更是亲自介入，用4亿美元拿下15%的股份，变成了最大的股东

针对英伟达和AMD，特朗普政府尝试了一种全新方式——征收出口税，要求这两家企业向中国销售芯片所获得的收益，有15%需转交给美国当局，这种做法既不妨碍企业的日常运作，也能为政府带来持续稳定的财政支持。

英特尔视黄金股模式为关键战略部署，其在美国半导体领域扮演着标杆角色，任何决策都会影响整个行业动向，政府借助此模式可确保英特尔核心技术不会流失，关键制造能力不会迁移，必要时还能引导其发展方向。

这种做法在政治层面也更为容易获得认同。与彻底的公有制相比，黄金股能够维持企业的市场化运作，从而规避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指摘。对美国这种始终强调自由市场理念的国度而言，这构成了一个精妙的政治折中。

英特尔当前的状况并非个别现象，而是全球科技领域新格局的典型反映。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公司已不再是主导者，国家力量正扮演着关键的组织者角色。

在2020年，英伟达公布了对arm公司400亿美元的收购计划，当时arm公司的联合创始人Hermann Hauser提出了一个极具分量的建议：英国政府应当运用黄金股份，将arm公司重新纳入公共掌控之中。

Hermann Hauser曾极力请求英国当局,通过某种关键手段, ngăn chặn NVIDIA 对 ARM 的并购

Hauser的思维十分清晰，ARM的指令系统是各类移动处理器的核心基础，决定着智能机以及互联装置的运作命脉。倘若让英伟达完成并购，这项尖端技术将落入美国资本之手，英国由此会丧失在科技全球对抗中的关键优势。

“手臂好比数字时期的‘命脉’”，Hauser在向外界发表谈话时表示，“人们不会轻易将国家的命脉资源交给别国企业，又怎能将数字命脉流失呢？”

最后，英国当局并未采用黄金股方案，不过借助行政措施有效阻止了那项并购。ARM决定自行公开募股，维持了本企业的自主性。这一结局表明，对于核心科技产业，官方的意向常比市场作用具有更大的主导力。

英特尔和arm有若干共同点，也存在显著区别。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本行业内的核心技术掌握者；不同之处在于，英特尔正遭遇自身实力全面衰退的困境，而非外部并购的压力。这一状况让政府介入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更加凸显。

从arm到英特尔，我们能够明显察觉到一个现象：政府部门正逐步成为全球科技领域竞争的关键角色。他们可能运用直接注资、实施扶持性措施，乃至进行行政调控等多种手段，在科技行业里施加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韩国很早就体会到了这种模式的益处,三星在政府鼎力相助下,由一家小型家电企业,发展成为世界级的半导体公司,在这种情形下,美国对英特尔的干预,看起来并不过分,如果让市场规律随意运行,英特尔大概会像许多美国制造业企业那样,慢慢没落,甚至被外国资本控股,这对美国的科技领导地位而言,是难以接受的后果。

令人不安的是，这种科技民族主义的蔓延或会致使全球科技领域的分裂与对抗。当各个国家都力图构筑自身的壁垒时，国际协作的余地便会被压缩，技术前进的步伐或许会因此迟缓。

这种转变有其合理之处，也存在隐忧。合理之处在于，核心科技确实关乎国家安全大局，必须得到政府层面的维护和援助；隐忧在于，过度的政府介入可能破坏市场规律，影响国际技术协作的效果。

结语：新时代的游戏规则

不管英特尔被政府接管后的发展情形怎样，这一事件都预示着新时期的来临，即政府全面介入科技对抗的阶段，技术不再仅仅作为商业角逐的手段，更成为衡量国家力量和战略优势的关键标志。

特朗普执政的这四段时间，或许决定着英特尔公司的未来走向。倘若这次“国家层面的大力支持”真的能够见效，英特尔极有可能再次成为全球半导体行业的主导者。反之，如果这次行动未能成功，那么这家曾经辉煌的半导体巨头或许将就此衰落，并成为美国工业发展受阻的一个例证。

关键在于，英特尔成败得失会给世界各国带来极具价值的政策借鉴意义。倘若美国政府借助行政手段促成英特尔复苏，那么其他国家和地区或许会竞相跟进，促使全球科技行业朝向“国家主导”方向演进。

在这场不见火药的科技较量里，优势正逐渐属于那些善于融合公共权力与商业运作的国家。英特尔的发展历程尚未完结，其最终走向或许会彻底重塑下个世纪科技对抗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