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之间，中美关税连续经历两个回合交手。

2025 年 4 月 8 日，美国政府宣告。美国政府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对等关税”。“对等关税”的税率被提高至 84%，此前该税率为 34%。并且此前已经征收了 20%的关税。累计起来，关税税率提高到了 104%。

中方进行了强硬的反击。4 月 9 日晚间，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了公告。从 2025 年 4 月 10 日 12 时 01 分开始，原产于美国的进口商品的关税税率，从 34%提升到了 84%。

2018 年的贸易战与之一脉相承。在 2018 年，特朗普政府以“保护国内居民收入与就业机会”为名义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美国前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以及现任首席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秉持着“高关税推动美国崛起”的理念，他们认为自由贸易会致使贸易逆差扩大、制造业衰退以及居民收入下降。

这些举措的目的是迫使产业链回流，同时增加就业机会，并且提高美国国内居民的收入与消费水平。然而，实际效果究竟如何呢？

《凤凰 WEEKLY 财经》邀请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金融学副教授单宏宇，还联合了香港大学的金融学讲席教授林晨以及南开大学的金融学助理教授田达。他们通过对 6 万户美国家庭在过去两年半时间里的近亿条消费记录进行分析，尝试去解析保护性贸易政策将会怎样重塑消费。

被关税“误伤”的美国家庭

过往数据表明，贸易战所带来的影响比预期要大得多。许多美国家庭在保护性关税政策的作用下，遭到了“误伤”。

我们运用美国尼尔森消费者数据库，此数据库涵盖了 2017 至 2019 年 6 万户家庭的消费记录。同时结合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对贸易战前后美国家庭的消费、工资和就业变化进行了深入分析。得出的结论为，高关税政策不但没有带来经济的繁荣，还直接对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产生了影响。

在保护性关税重点支持的地区，家庭季度消费有一定下降，下降幅度在 1.11%至 1.23%之间；这一影响对美国拉动经济增长的努力而言是负面的，因为在同期，美国 GDP 增长中个人消费增长的平均值仅仅为 2.34%。

我们发现，受保护地区家庭的工资增长率下降了 1.23%。就业岗位的减少虽不显著，但劳动力市场存在僵化现象。美国家庭面对收入缩水，只得削减非必需消费，其中美容健康产品支出下降了 4.6%，非食品杂货减少了 3.98%，而牛奶、生鲜和肉类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支出相对稳定。

这一现象表明，贸易战没有达成政府所承诺的经济振兴效果，普通家庭在现实中遭受到了更大的财务压力。所以，保护主义政策没有带来预期的繁荣，普通家庭的钱包变得更为紧张。

谁在贸易战中“受伤”？中产与中年人的双重困境

我们的研究对不同群体在消费收缩方面的差异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发现贸易战对美国中产家庭的冲击较为突出。从数据来看，年收入处于 5 万至 10 万美元这个范围的家庭，其消费降幅是最大的，达到了 1.9%。同时，低收入家庭（年收入低于 3 万美元）所受的影响相对较小。

这一现象的根源是中产阶层依赖稳定薪资收入。他们的生活支出结构固定。他们对工资波动和经济不确定性更为敏感。

因此，关税政策会使企业缩减成本，薪资增长放缓，甚至导致裁员。在这种情况下，中产家庭会更快地减少非必需品支出，因为他们要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收入下降。相比之下，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本身就有限，日常支出主要是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所以他们受贸易战的直接影响相对较小。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贸易战始于 2018 年中期。消费层面的冲击主要在 2019 年显现。这一时期是中产家庭支出收缩最为明显的一年。

不同年龄群体在消费变化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研究表明，婴儿潮一代（1946—1964 年出生）的消费收缩较为明显，X 世代（1965—1980 年出生）的消费收缩也很明显，然而千禧一代（1981—1996 年出生）的消费变化没有表现出显著性。

这一差异或许与家庭资产以及经济责任存在关联。年长者一般已经步入或者接近退休阶段，他们对市场的变化更加敏感。而 X 世代正处在事业的高峰期，收入的下降会直接对其家庭支出产生影响。相比之下，千禧一代的样本数量相对来说比较小，他们的消费模式还在不断变动之中，所以在数据层面上很难得出明确的趋势。

从地域分布方面来看，贸易战的最大受害地区居然是本应得到保护的“铁锈地带”，这个“铁锈地带”是以中西部的制造业城市为主的区域，并且它也是美国工业经济的核心。然而，供应链断裂这一情况，导致许多本土制造企业难以承受关税上升所带来的成本压力。这些企业不但没有恢复制造业的活力，反而让经济困境变得更加严重。具体表现为工厂订单减少，企业裁员数量增多，这使得原本就面临衰退压力的“铁锈地带”的状况更加糟糕。

美国汽车工业的核心区域是密歇根州，该州的遭遇成为了贸易战冲击制造业的一个缩影。这个州的汽车制造商遭遇到了进口原材料关税的大幅提升，这直接把整车的生产成本给推高了。拿福特公司来说，它位于密歇根州的制造基地由于原材料价格急剧上升，所以不得不采取降低产能以及精简人员的措施。

这种产业震荡在邻近的俄亥俄州也有显现。通用汽车具有标志性意义的 Lordstown 组装厂在关税政策实施后停止了运营。研究团队经过数据分析得知，这些制造业密集地区的消费下降幅度比其他地区大很多，这显示出贸易战给地方经济带来了长期的负面影响。政策制定者试图用关税筑起产业保护的高墙，而实际上被摧毁的是铁锈地带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生存根基。

我们通过数据分析得知，这些制造业密集的地区，其消费下降的幅度要比其他地区大很多。这显示出贸易战给地方经济带来了长期的负面影响。所以，贸易战不但没有挽救“铁锈地带”，还让中产家庭成为了最大的输家。

为什么关税越加，消费越少？供应链的“蝴蝶效应”

关税政策的本意在于保护本土企业，同时也期望能促进就业和收入的增长。然而，现实情况却与理论所预期的相悖。我们的研究经过深入探索后发现，有两个主要的机制造成了这样的结果。

首先是供应链存在“断链”效应。美国企业在全球化进程里早已与中国形成深度的产业分工。关税的增加，就如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制药行业为例，美国的药企有 30%的原料药是依赖中国进口的。关税使得生产成本被推高，这导致本土企业不得不缩减工资，甚至还进行裁员，最终对行业的稳定造成了影响。

在电子产业方面，像苹果、戴尔等美国公司长期把生产业务外包给中国。加征关税之后，进口成本急剧上升。其中，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行业的关税增幅处于第三位。并且，该行业恰好是美国从中国进口数量最多的品类。这就使得企业的运营成本大幅提高，进一步对投资和就业的扩张起到了抑制作用。

研究团队进行的行业上下游权重分析显示，有一些行业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程度很高，这些行业的消费下降情况最为明显。

其次是存在这样的连锁反应：需求萎缩导致了工资下降。关税提高了企业的成本，使得企业的利润空间被压缩，最终对薪资水平产生了影响。数据表明，在受贸易战影响的行业里，制造业的工资降幅是非贸易行业的两倍。因为收入减少了，所以工人不得不缩减支出，这进而抑制了消费的增长。供给端成本上升和需求端支出下降一起发挥作用，形成了恶性循环，使经济活力受到了进一步的损害。

最终，整体市场的稳定性被拖累。

保护性关税对家庭消费的多重影响与争议

保护性贸易政策的初衷是恢复收入，同时也意在创造就业机会。然而，其对美国家庭所产生的实际影响仍存在较大的争议。

一方面，比较优势理论表明，对等关税会致使生产效率降低，并且会使消费品价格上升，这样一来就会加重依赖进口的美国企业以及其雇员的经济负担。比如，像 IT 巨头惠普公司、铝业公司 Alcoa 和玩具制造商 Mattel 等这类公司都宣称，电子产品、铝以及玩具行业的保护性关税引发了它们近期的大规模裁员现象。

一方面，有关税的支持者们觉得，提升关税有益于减轻“全球化冲击”，也就是进口给美国制造业企业以及工人带来的不良影响。拿本田公司来说，由于美国对汽车进口关税政策进行了调整，所以该公司把思域车型的生产线从墨西哥迁回到了美国印第安纳州，这样一来，既增加了印第安纳州的就业机会，又改善了当地家庭的财富水平。

两种观点相互冲突，这折射出了保护性贸易政策的核心争议。一方面，特定产业有可能会从政策干预中受益；另一方面，整体社会福利的净效应依然存在着不确定性，尤其要注意的是，政策所带来的分配效应在不同的经济群体之间呈现出了非常显著的差异。

美国的保护性贸易政策将通过三个渠道重塑国内消费。

首先是关税的传导效应。关税的提升会传导至美国国内的商品市场。一方面，会使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另一方面，会让产品的供应种类减少。当消费者遭遇更高的单价以及心仪产品从货架上消失的情况时，家庭的消费支出将会降低。

其次是各国的反制措施所产生的效应。其他国家会因为回应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而可能加征关税，这样会致使美国的出口产业受到损害，尤其对美国的农产品、能源业以及飞机制造业的就业群体来说，他们的收入会急剧减少，从而导致这部分居民的消费支出下降。

最后一个影响机制存在很大争议。特朗普及其贸易团队的幕僚认为，关税能够起到保护本国产业的作用，还能增加就业机会，这样最终会给美国人民带来积极的收入变化，进而促使消费得以增加。

我们的结论表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从数据来看，受特朗普政策保护的地区家庭，其消费能力出现了大幅的缩水情况，工资也在下降，并且供应链断裂所带来的代价远远超过了预期。

从“中国冲击”到“关税反噬”

2001 年中国加入 WTO 之后，廉价的消费品大量地涌入了美国市场。服装行业首当其冲，家具等行业也受到了很大影响。这些行业成为了受冲击最为严重的领域之一，使得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了大约 240 万个。

这一时期，中国商品使得美国通胀率降低了 1 到 2 个百分点。消费者每年能节省大约 1000 亿美元的支出。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矛盾局面，即既有“就业冲击”，又有“价格红利”。

然而，在 2018 年贸易战爆发之际，中国的出口结构发生了悄然的质变。资本品和中间品在美国进口份额方面，从 2001 年的 10%快速上升至 2017 年的 38.8%。在电子元件、机械部件等关键领域，高度依赖中国的供应链。此时加征关税的行为就好像“卡住了美国企业的脖子”。比如苹果公司，每台笔记本电脑会因为关税而增加 150 美元的成本；还有波音 737MAX，由于中国产钛合金部件价格上涨，导致其交付出现了延迟。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贸易战没有让全球化分工发生逆转，反而促使了供应链重构的阵痛加快到来。美国的企业想要把生产线转移到越南和墨西哥。然而，这些国家存在基建落后以及技术工人短缺的问题。正因如此，越南的电子产业成本比中国要高出 15%到 20%。并且，墨西哥的汽车零部件产业由于电力供应不稳定，经常出现停工的情况。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关税战引发的供应链重构，它不是仅仅局限在这两个地区。这种重构正逐渐向印度蔓延，也向东南亚的其他国家蔓延，同时还向东欧、拉美等具备一定产业承接基础的区域蔓延。

中国在这场供应链重构浪潮中呈现出强劲的竞争优势。中国是全球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其拥有完整的产业链集群，还有成熟的基础设施，并且有庞大的技术工人储备，这些都是其他地区在短期内难以复制的优势。这场产业链重构会带来代价，这个代价最终会转化为美国消费者的“隐形税单”。美国消费者承担了超过 60%的关税成本。汽车关税的上涨，导致本土车企因为供应链断裂而被迫裁员降薪。这种供应链的紊乱以及成本的上升所带来的复合压力，正在制造“通胀 - 加息 - 衰退”的政策回旋镖。

贸易战的最终结局再次向我们证明，在高度全球化的经济体系当中。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成为真正的赢家。保护主义政策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关税不但无法解决产业链全球化所面临的问题。反而使本土企业的成本压力进一步加剧了。

现代制造业的供应链较为复杂。任何一个环节的成本若上升，都会对整个行业的竞争力产生影响。对于那些依赖国际市场的企业来说，关税的增加就意味着生产成本会变高。而这些增加的成本，最终会被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从而使市场活力进一步受到限制。

与此同时，消费者在承受着难以察觉的经济代价。家庭消费持续地萎缩，这不但影响到个人的生活质量，而且还有可能对整体经济增长造成拖累，从而形成“低增长-低消费”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当工资的增长变得缓慢，物价却在上涨，消费者的支出意愿就会下降，市场的需求也会随之而萎缩，企业的盈利能力会受到限制，最终使得投资减少并且就业机会也减少。这种趋势若形成，会让经济复苏变得艰难。这种趋势若形成，会使社会的不稳定性进一步上升。

面对这样的现实，继续使用过去的贸易手段是没有用的。用 19 世纪的工具来应对 21 世纪的经济环境，肯定不会有效果。未来的经济竞争不是单纯的贸易壁垒竞争，而是技术创新的竞争、产业升级的竞争以及劳动力再培训能力的较量。美国要真正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并且在国际经济舞台上保持优势，就必须提升自身竞争力，而不能依赖关税壁垒。

未来：中美博弈下的经济新常态

中美博弈持续深化，全球经济步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是“去全球化”与“技术脱钩”相互交织的。美国借助关税政策以及技术限制，想要重塑供应链。中国则在加快高端制造的自主化进程。双方在半导体以及新能源等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贸易战给全球经济带来了不确定性，然而全球化不会因此倒退，会在新的形式下继续演进。跨国企业在供应链重构时会寻求更灵活的布局，消费者因价格压力会调整消费习惯，政策制定者在经济利益与政治考量之间会不断寻找平衡。

在这种复杂的博弈情形下，各方都得去适应新的经济现实，进而找到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未来的竞争，不再仅仅局限于关税方面的比拼以及市场份额的争夺，而是围绕着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以及供应链的重塑而展开的长期的较量。

本文源自微信公众号“凤凰 WEEKLY 财经”，作者是单宏宇，36 氪获得授权后进行了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