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心智观察所

2025年6月27日，在当地时间，埃隆·马斯克的子公司Neuralink公布了一段时长为一小时的影片，其中揭示了公司最新的发展动态以及未来三年的规划蓝图。影片中声称，如果一切进展顺利，到了2028年，人类或许能够通过完整的脑机接口与人工智能系统实现连接，甚至部分人可能因此“转变”为机器人。

Neuralink追求的最终愿景是打造“脑机接口”系统，旨在实现生物体大脑与外部设备之间的高效数据传输，并计划通过无需人工干预的手术过程，在短短24小时之内，使接受植入的用户能够开始利用这项技术。

切勿将此视为又一条关于最新技术成就的科技资讯，Neuralink的宏伟蓝图背后，潜藏着一股超人类主义的思潮。超人类主义，它倡导通过科技手段突破人类的生物性限制，提升身体与心智的能力，形成一种哲学上的运动。硅谷的技术佼佼者正运用脑机接口、基因编辑以及长寿技术等工具，力图重塑人类未来的面貌。

人类文明正面临重大考验，一方面寄托于技术进步的期望，另一方面则围绕着伦理、不平等和优生学等问题引发争议。美国学者乔尔·科特金撰写了一篇名为《警惕新优生学》的文章，近期对此议题进行了探讨，其观点颇具参考价值。

梦想家、理想主义者以及独裁者们长久以来一直渴望依据他们所偏好的模式对人类进行重塑。在上个世纪，优生学在盎格鲁-撒克逊的精英阶层中备受推崇，并被应用于塑造一种极端无私的“苏联人”形象。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例子，莫过于纳粹德国利用种族卫生法以及消灭残疾人和其他“无价值生命”的手段，来打造所谓的“优等种族”。

优生学作为一种旨在提升人类素质的政策，却忽视了赋予每个人价值和尊严的必要性，其核心目标仅在于培养所谓的“精英”。随着我们对基因和人口统计学的认识日益深入，我们拥有了超越上个世纪的优生学可能性。曾经因纳粹的罪行而被普遍排斥的优生学，如今却再次被左翼和右翼势力所接纳。然而，其本质并非政治，而是由技术推动的途径，这体现了纽约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所提到的“技术崇拜”，并超越了常规的政治范畴。

以过往优生论者仅能憧憬的手段，现今技术已开启了远超使体弱者绝育及奖励携带优良基因个体的激进工程途径。相反，生物全面变革的愿景正逐渐显现。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科学家们一直渴望在受孕之前就能设计出更优秀的人类，通过基因编辑创造出所谓的“优质”后代。

新技术，诸如基因编辑、体外生育与克隆，为打造“更理想的人类”开辟了新的途径。相较于20世纪的优生学运动，当前的这些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行为，至少现阶段是这样的，它们并非由国家主导，而是由技术领域的精英阶层所推动。一个类似约翰·加尔文“新教选民”的现代版本正在形成，这种选民不再以信仰为标准，而是以智商和能力作为评判依据。正如丹尼尔·贝尔在半个世纪前所预见，如今这一新兴主导阶层正借助所谓的“新型智力工具”，将其作为操控广大民众的工具。

技术专家所推动的这些举措常常带有一种内在的“去人性化”倾向，正如已故的英国首席拉比乔纳森·萨克斯曾经警示的那样。萨克斯指出，优生技术“以分析为引导，将整体拆分成各个部分”。在这个新兴的世界里，我们目睹了技术对大众影响的扩散，而这些大众并非因为而是由于频繁接触社交媒体和不断增长的人工智能，其智力水平有所下降。

无需忧虑，至少那些在此变革中收获颇丰的个体持有此观点。他们的一致意见是：让我们共同迈向一个完美调适的未来。日本颇具声望的软银风险投资基金的创始人孙正义近期指出，人工智能将构筑起创造“超人”的基石。《金融时报》的报道显示，孙正义不仅满足于提升生活质量，他现在“渴望成为一名建筑师，塑造人类的未来”。

在政治领域，当前的新优生学运动囊括了众多流派。其中，长期担任谷歌工程负责人一职的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堪称最具代表性的支持者。他力主构建一个“后人类”的愿景，并通过与机器技术的互动来影响和塑造人类的行为与心态。山姆·奥特曼，这位民主党支持者，渴望人工智能机器人能成为生活中的全方位“超级助手”，它们将替代父母、朋友、老师、牧师以及邻居们曾扮演的种种角色。而另一位民主党长期资助者，马克·扎克伯格，则在他的元宇宙构想中，坚信经过精心定制的机器人能够替代人类之间的互动。

类似的自动化思维亦源自支持特朗普的精英阶层，例如埃隆·马斯克，他借助基因技术挑选符合自己要求的女性，旨在培育他的“精英婴儿队伍”。在科技保守派阵营中颇具话语权的彼得·蒂尔曾发出警告，指出政治与科技之间存在着“致命的对抗”，其中科技被视为高于民主。蒂尔坚信认知才能预示着社会的未来走向，并且他是基因编辑技术试管婴儿企业Orchid的重要股东。与库兹韦尔持相同立场，蒂尔同样对超人类主义抱有极大的热情。

技术尖端的梦想映射出对有序科学社会的向往，这种愿景超越了婚姻、家庭、宗教以及广泛的社区情感。在最极端的情形下，优生主义者推崇蒂尔式的“超人类主义”，即借助技术手段来追求寿命的延长。如今，我们目睹了硅谷对通过药物、技术以及严格锻炼来延长寿命的狂热追求，这种追求缺乏深厚的文化社区责任感和荣誉感，呈现出一种技术化的斯巴达主义。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网络垄断的兴起与一种追求永恒生命的全新宗教理念不谋而合，正如贾隆·拉尼尔（Jaron Lanier）所言。

超人类主义作为一种新兴信条，其潜在影响之激进与深远不容小觑，它以彻底的世俗视角，试图实现宗教长久以来所崇尚的不朽理想。在这种新技术宗教观念中，死亡不再被视为通过道德行为得以超越的范畴，而是被视作需要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修正的“错误”。正如技术领域的专家安东尼·莱万多夫斯基所言，他们的宗旨在于“致力于研发并推广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神圣化实现”。

超人类主义提供了一种纯粹世俗的途径，旨在达成宗教长久以来所崇尚的不朽愿景。然而，与20世纪初的优生学家们相似，新优生主义者对传统宗教缺乏耐心，因为传统宗教强调人的基本平等，以及对弱势群体的慈善与关怀。他们渴望摒弃那些支撑西方民主和平等理念的教义。他们试图构建属于自己的宗教体系。

相较之下，超人类主义者摒弃了犹太-基督教所倡导的平等观念。尤瓦尔·诺亚·赫拉利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将出现一小部分拥有特权地位的升级人类精英，他们将会掌控社会，并通过基因工程手段来确保自己后代的优越性。赫拉利强调，新优生主义者不会选择静待自然选择的自然进程。生物工程师会对其基因序列进行重新编排，对大脑的神经网络进行重新布局，调整其体内的生化平衡，甚至促使全新的肢体生长。他如此概括：“通过这些手段，他们将会打造出全新的‘小神’，这些‘小神’与我们的智人（Homo Sapiens）之间的差异，或许会如同我们与直立人（Homo Erectus）之间的差异那般显著。”

某些新优生主义者的观点对当前政府造成了不安。与副总统JD·万斯有联系的极右翼评论员柯蒂斯·亚文（Curtis Yarvin）支持所谓的“黑暗启蒙”理念，他倡导终结民主制度，转而建立由技术掌控的君主政体。如同上个世纪的优生主义者，亚文提倡采取手段对那些被视为劣等的人群进行压制。他似乎对奴隶制持有一定程度的欣赏态度，并暗示若奴隶制未被废除，黑人的生活或许会更加优越。

这种观念对“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议程造成了损害，而该议程的支撑力量主要来自于多元化的工人阶级以及中低收入群体。部分右翼民族主义者，例如史蒂夫·塞勒，甚至主张共和党人应忽略非裔美国人，尽管他们在选民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此类观点获得了塞勒以及罗恩·昂兹等右翼优生学家的赞同。科学普及者拉齐布·汗渴望将种族科学应用于社会结构的重塑，他提出了一种设想，即男性应当“引进”更多的东亚女性，并与那些在西方女性眼中往往缺乏吸引力的“书呆子”类型相结合。

然而，仅仅把新优生学运动看作是右翼势力的一种表现是片面的。在二十世纪，众多进步的左翼人士公开表示支持优生学，其中包括玛格丽特·桑格和简·亚当斯等知名人士。为了遏制低素质人群的繁衍，特别是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群体，他们主张同时激励高素质、思想开放的群体（如他们自己所属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增加生育率。

这种“科学救赎”的信念同样吸引了欧洲的左翼势力。瑞典知名社会学家冈纳与阿尔瓦·迈达尔曾赞同政府在70年代中期推行的绝育措施。这种现象体现了社会主义思想中剔除存在基因缺陷人群的必要性。1941年，阿尔瓦·迈达尔在《国家和家庭》一书中指出，在这样一个社会改革加速推进的时代，出于社会因素的绝育需求得到了推动。这样的社会改革或许能够让那些不太理想的父母，与那些更理想的父母一样，更加容易组建家庭并生育更多的孩子。

英国费边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韦布夫妇（The Webbs）持有相似的见解，他们主张应激发“健康”个体增加生育，同时抵制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所提及的“堕落群体”的繁衍，即那些不适合社会生活的“边缘人”。

反MAGA群体对“社会生活不适合者”这一概念产生广泛认同，该概念映射出民主党对受过高等教育专业人士的倚重。尽管埃隆·马斯克在左派眼中可能不受欢迎，但当前左派需站出来捍卫精英阶层机构，确保它们免受民粹主义浪潮的冲击，因为这些机构被视为储存优质思想的宝库。历史学家迈克尔·林德指出，这一现象催生了左派广泛接受的观念，该观念认为红州，即共和党控制的州，居民主要由近亲繁殖的愚蠢白人民族主义者组成，他们密谋颠覆民主制度。

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激进派，所有秉持优生主义理念的人士都坚信，我们应当塑造并挑选人类群体，使其符合特定的理想图景。这一思想正逐渐扩大其影响力，尤其是在当今时代那些最为富裕和权势显赫的群体中。它所威胁的，是我们长久以来坚守的道德观、家庭价值观以及自治精神，而这些正是民主制度以及我们人类福祉繁荣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