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良知与头脑，杜绝“自己人”的悲剧

改革开放之前与之后，中国的状况截然不同，实际上存在一个重大差异，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现了“企业家”！加入 WTO 之前与之后，中国再次呈现出巨大变化，实际上同样只有一个重大区别，也就是入世之后，中国拥有了更多“企业家”！倘若未来……我们没有了“企业家”会怎样呢？

谁该上头条？

2025年7月27日上午，刚刚获得自由的居然智家董事长汪林朋，从自家别墅纵身跃下，选择了彻底的自由，整个中国企业界都深感震惊与痛惜，只要你还有良知，还有头脑 。

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社会有相当一部分人缺乏基本的头脑和深度良知。所以，他们更倾向于一边啃着黄瓜，一边谈论花和尚和私生子。看完电影后，就想着和老外拼命。然而，对于真正的社会悲剧和严峻的未来，他们却始终无知无觉 。

然而在百年未遇的大变局情形下，中国社会以及所有的中国人，已然来到了这样一个边缘，即再也不能够继续浑浑噩噩地把恶当作善、把丑当作美、把无聊当作乐了。

我在28年前，郑重地告诉初一的学生，你们成年之后，最重要的挑战有两件事，一件是坚守善良，另一件是坚守独立的判断力。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另一个也无法守住，必然会变形走样。我至今仍然这样觉得。但不幸的是，从上世纪到本世纪，我们大多数人恰恰还是属于这种情况。成年“懂事”之后，有的人在不断碰壁的情况下，不再坚守善良，就像和尚念经一样念叨着“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有的人从未进行过清醒的思考，一生都在被人利用，就像百年前的义和拳民以及当前众多的夹头流量 。

绍兴金点子纺织公司的创始人是毕光钧，他56岁；杭州西子电梯的董事长是刘文超，他54岁；广东靓家居的创始人是曾育周，他53岁；北京居然智家的董事长是汪林朋，他57岁

花和尚被查，企业家轻生，这两件事同时发生，此时我们究竟该让哪一个登上头条？

前者除了能激发鲁迅先生痛斥的那种“和尚摸得我摸不得？”的国民阴暗心理之外，还有什么正面意义吗，此事真的对中国社会造成过任何伤害吗，我们何曾真正相信过这些心系“功德”还按时上下班的所谓方外之人，最近只是靴子落地罢了，因为，他们既不创造价值，也没有撕毁价值 。

企业家选择轻生，这种情况接连不断地出现，这将会给中国社会带来直接的伤害，还会对民族伟大复兴造成长远且重大的损害！为什么当年富士康员工出现“13连跳”的情况时，社会一片惊呼，而给员工发工资、交社保的老板在4个月内出现“4连跳”（绍兴金点子纺织公司创始人毕光钧，56岁；杭州西子电梯董事长刘文超，54岁；广东靓家居创始人曾育周，53岁；北京居然智家董事长汪林朋，57岁），却只换来社会的静默呢？这就如同说起南京大屠杀的惨痛经历，国人义愤填膺，然而面对当下基辅民宅中每日传来的悲叹声，国人却置若罔闻。双标，是良知方面的问题，也是头脑方面的问题。

谁改变了一切？

试想，当前中国社会常常以“东方大国”自称，这是由于在1949年之后我们解决了“挨打”的问题，在1978年之后又解决了“挨饿”的问题，如今仅剩下“挨骂”这一问题。然而，当我们整天自我陶醉于“厉害了”的时候，却鲜有人去思考和追问：我们为何能够从“不挨打”快速发展到“不挨饿”？1978年前后，中国国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民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两种变化有着云泥之别，那么究竟是靠什么带来的这些变化呢？在这期间，最大的变量又是什么呢？

是枪杆吗？1950年我们便已拥有。是土地吗？1960年我们同样具备。是人口吗？1970年我们更是充足。是英明领导吗？新中国向来都不匮乏。是勤奋劳动吗？上千年我们始终都富足。然而上千年直至新中国，中国人举国能吃饱饭，仅仅是这40年的事情。所以，思考这个变量，极为关键。

其实，1980年之后和1980年之前相比，存在一个重大区别。对，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区别。这个区别就是“企业家”！

1980年之前，中国不存在企业家，人们只能靠混工分维持生计，因此全国百姓食不果腹，国民经济面临崩溃 。1980年之后，中国有了企业家，1992年之后更多社会精英投身成为企业家，更有了以年广久、鲁冠球、张瑞敏、任正非、曹德旺、刘强东为代表的一代代“民营企业家”，这些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力，造就了广州火车站的人头攒动，中国得以从“球籍”边缘迅速且稳稳成为全球老二。

没有企业家的时候，大家会一起挨饿，有了企业家之后，人们就会竞相发财，实际上，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这些群体创造了价值，创造了税收，创造了就业，创造了文明，创造了幸福，并且他们是经过九死一生、万里挑一才存活成长的，既然如此，我们所有人难道不应该尊重、善待、支持他们的事业吗？当他们连事业都无法保全，连死亡都不惧怕时，我们所有人难道不应该为此感到悲痛、锥心，并追问他们的境遇吗？

有人肯定会不服气，企业家确实发挥了作用，然而却不宜夸大，归根结底还是“时势造英雄”。要是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以及时代红利，他们怎么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呢？没错，您说得没错！那么，当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纷纷陷入举步维艰的境地时，我们是不是也应当审视一下我们的社会环境，看看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并且还是严重的问题。

正面的案例，摆放在这里。35年前，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新中国第一部《企业法》颁布。其首推者是中国经济建设的老领导袁宝华同志。当时，他就已经非常具有前瞻性地在考虑同步“为企业家立法”。只是当时时机还不成熟。不过，企业发展从此走上了正轨。25年前跨世纪前后，褚时健出事了，禹作敏出事了，牟其中出事了，这三位都是一线企业家，当时59现象备受关注，家父激动地大声疾呼：“企业家要学会自我保护！”因为这两件大事，国人被惊醒了，制度得到完善，企业家被松绑，企业家受到激励，又适逢入世机遇，所以中国经济在过去25年突飞猛进 。

如果没有对企业家的保护，没有对企业家的激励，没有企业家的成长，没有企业家的创造，那我们国家还能有今天面对特朗普、冯德莱恩“极限施压”时的从容自信，是不可想象的 。

褚时健去世前夕对我说，美国强大是因为有更多税收能做更多事，这一观点独具视角且语重心长 。更多税收并非源于设定更高税率（中学历史教科书曾痛心疾首提及，尽管特朗普不信），而是源于拥有更广泛税基 。税基的创造源于企业活力的创造，企业活力的创造核心在于企业家的创造 。没有企业家进行原点创造，我们便一无所有！已拥有的东西，也会失去。到那时，我们会和东边的邻居相同，和半个世纪前一样。

谁在成就市场经济？

环境能够造就，企业家也能够创造，二者是相互作用的。为此，我们不妨简要分享并回想一下，我本人对我们“市场经济前30年”进行的一个脉络梳理 。

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历经30年，大体上以5年作为一个周期来划分，可分为六个创新阶段。

一、1992-1996：机制创新

中国果断地从计划经济迈向市场经济，首先要做的，便是解放思想，开放搞活。在监管和企业层面，搞活的最核心表现为，打破机制的层层束缚，达成治理机制与运营机制的创新。例如从责任制转变为股份制，又如从鼓励下海发展到培育上市，核心就是“转制”这个词。转制的目的在于，让企业家想要干事，并且能够干事。于是，中国精英阶层在长达3000年的时间里首次打破“士农工商”的传统模式，将经商创业视为荣耀之事。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在首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上讲述“中国股份制”

反之，如果企业家们都把“躺平”“守摊”甚至“收摊”当作追求，那就肯定是机制环境自身出现了问题，而非企业家有问题，这就值得我们回到“南巡”时代去思考。电视剧《繁花》热播的原因，不是王家卫厉害，胡歌帅气，而是那个时代厉害，创业家帅气，人们如今很怀念繁花下的繁华时代 。

这一时期，中国人民终于告别了票证和短缺。

二、1997-2001：市场创新

机制松绑之后，中国企业家的创造力在新中国首次迸发出来。首先呈现的是，在充满机遇的“市场”上积极行动，尤其侧重于围绕多元化拓展业务范围，以及在营销端进行创新。在那个时期，产品出现过剩现象，百姓手中开始有钱，对于企业家而言，只要具备独特的想法，只要愿意大力宣传推广，只要稍微关注用户需求，产品就必定会热销 。雇人骑车拉货在街道四处转的想法，广告标王的出现与大肆炒作，保健行业的虚假繁荣与波动，家电大战的精彩与激烈。从积极方面来讲，张瑞敏提出的“没有淡季产品，只有淡季思维”，以及“地瓜洗衣机”的问世，启发了众多中国企业家，对整个中国社会有益 。往负面的方向来讲，市场上人员复杂，各类情况都有，营销被过度重视，而品质却被轻视，中国企业家的浮躁情绪和虚火，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于是，在这一阶段，不少企业家出现了“大败局”，这种情况还频繁发生 。

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开始有钱购买各种家电。

三、2002-2006：使命创新

2001年，中国加入了WTO，与此同时，互联网热潮兴起，这成为了中国经济腾飞最直接的关键转折点。当年，中国GDP在全球的排名仅为第6，仅仅过了10年，便飙升至全球第2！可以说，中国人的钱包是在这10年鼓起来的，所有家当也是在这个时候积攒下来的，之后只是顺势借势发展。加入WTO的第一个重大价值体现在务虚层面，与全球500强同台，全球经营管理大师排队造访，这让中国企业家对自己毕生做企业的“使命”，对“什么才叫好企业”，第一次有了清晰的认知和界定，在此之前，中国企业和社会基本只知道“省优、部优、国优、驰名商标”。这之后，中国企业家在“取法乎上”的指引下，开始尝试界定与修炼自己的长远追求，“可持续发展”因此成为了可能，这其中包括“造福全人类”的价值使命，“出海全球化”的战略使命，以及“打造500强”的量化使命。以张瑞敏为原型的《首席执行官》，就是这个热血时代的缩影。

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开始有钱组团海外旅游。

四、2007-2011：内功创新

中国加入 WTO 的第二个重大价值，体现在务实层面，同样随着与全球同台，乃至开始融入全球产业链，中国企业家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自身与全球顶尖标准存在全面差距，在与全球产业合作中也因青涩交了不少学费，这时期，中国企业家从生产管理到海外并购，都在如饥似渴地全面向全球学习，而且是走进去实地学习，之后回头打磨自己。中国企业家有着全球无与伦比的学习热情，这使得中国企业综合实力提升速度极快，同时也是管理创新、全球拓展同步迎来“厚积薄发”的阶段。当下的龙头企业，大致在这个阶段占据了三分之一的份额；当下的隐形冠军，大致在这个阶段初步形成了规模。还有一个值得留意的现象，就是这十年同样是中国企业家社会形象最佳、社会地位最高的时期。在各类媒体以及论坛当中，企业家备受众人追捧。事实表明，企业家所拥有的地位，与社会的繁荣态势，向来都是呈现出成正比的关系 。

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开始有钱抢购个人住房。

在第20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上，“定位之父”艾·里斯发出提醒，他表示在国际上建立起中国产品的品牌，这是中国的未来所在 。

五、2012-2016：品牌创新

2008年金融海啸令人震惊地席卷全球后，“中国造”的品质已确实不逊色于任何人，此时微笑曲线苦涩地来到中国。中国企业家前所未有地意识到：要是没有品牌溢价，即便产品做得再好也只是“多收个三五斗”；要是不占据国内市场的价值高地，给海外打工的好时光也已不会长久。中国企业家摆脱 OEM 惯性，在国内打造自有品牌的冲动变得异常强烈，这还是第一次。正好在这一时期，移动互联网在市场端迅速兴起，带来了一些变化：终端数据让批量的终端用户第一次被“看见”；长尾效应让成规模的个性化需求第一次被“看见”。于是，品牌品类（而非商标和产品）第一次有了能够生根发芽的良好环境。基于品类创新的定位理论，在这一时期在华夏大地广泛流行，而且有很多案例，这确实是必然的 。

这一时期，中国人民开始有钱购买私家汽车。

第28届中外管理官产学恳谈会会议期间，中外管理传媒社长兼总编杨光在左一位置，广东唯美集团董事长黄建平在中间位置，他们与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就全球产业链格局重构以及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展开交流 。

六、2017-？：逆境创新

2016年，我率先在国内提出“扛与变”的观察与观点，此后，中国经济以及中国企业家过去25年的“好日子”走过了峰值，转而一路向下。如果说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是阶段性的疾风骤雨，2003年的非典疫情是阶段性的疾风骤雨，2008年的金融海啸是阶段性的疾风骤雨，那么2016年之后，“新常态”成为现实是结构性的、叠加性的巨变，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是结构性的、叠加性的巨变，2020年开始的新冠疫情三年是结构性的、叠加性的巨变，2022年的俄乌战争是结构性的、叠加性的巨变，2025年的全球关税战是结构性的、叠加性的巨变……这些完全是结构性的、叠加性的巨变，使得中国企业家的外部环境几乎不可逆地进入了“深秋严冬”，而且也没人敢说未来就不会进入“漫漫冰河期”，或者相反，进入“火山喷发期”。可以这么讲，在这40年当中，中国企业家首次经历了一个或许还不完整的春夏秋冬周期。美好的日子是人们对生活的憧憬，然而它并非生活的全部内容。逆境是我们最终必须承受的，根本无法躲避 。

很不幸，这个阶段用5年已经远远无法掌控，没有人知道它会延续多长时间，也没有人知道“第七阶段”的到来需要等待多久，更不知道它来了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在中国和全球都是。但是，有一点却是明确的：汪林朋们在过去20到40年里经历了诸多艰难困苦，他们白手起家、艰苦奋斗，贡献十分显著。然而，在这个时候，他们却相继选择离开人世……这绝不是因为他们不够成功，绝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坚强，更绝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富裕，也不是因为西方敌对势力妄图灭亡我国的全球围堵，导致中国企业家们无法突围——由草根打拼而成的中国企业家，总能找到办法，就像过去30年那样。

但是，这有一个前提。

谁来重塑繁花？

那就是：中国企业家征战全球的背后环境，即当前的内循环环境，能回到35年前的“第一阶段”，凭借尊重创造的机制，依靠落实到位的法治，以及清醒明智的宣传，让我们的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企业家，重新看到即便披荆斩棘也会沿途繁花盛开的希望！

当前，能否在全社会重新凝聚共识，即共同保护好我们的民营企业家，这不仅关系到我们企业的命运，关系到我们行业的命运，甚至关系到我们的民生，关系到我们的国运……毁掉，向来比创造容易得多，只需一个借口。

在如今酷热的盛夏，汪林朋等人转身离去带来的寒凉，期望能在1978年之后、1992年之后，再度让我们从上到下保持警醒，让我们从内到外保持清醒，把悲痛转化为转机，使“自己人”的悲剧不再重复上演——为了我们伟大的国家，为了我们的人民。

最后，在对汪林朋们表达哀思之时，再重复一遍：改革开放之前与之后，中国的状况有着极大差异，实际上只有一个重大区别，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出现了“企业家”！加入 WTO 之前与之后，中国的情形又有很大不同，实际上同样只有一个重大区别，也就是入世之后，中国有了更多“企业家”！

如果未来……我们没有了“企业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