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发布时间｜2025年7月6日

2015年1月20日，一个名为“未来论坛”的组织在北京无声无息地成立。成立典礼上，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集体碰头了，一方包括吴恩达、饶毅、施一公、王晓东这些声名显赫的学者，另一方则有张磊、李彦宏、沈南鹏、邓锋、丁健这些声名赫赫的商界人士。这次聚会促成了一个动议，那就是要创设一个专属于中国的科学荣誉奖。

一晃就过去一年，一项奖金达百万美元的“未来科学大奖”突然问世。杨振宁宣告了这项大奖的设立，《自然》杂志称它是“中国的诺贝尔奖”。到目前为止，已有四十多位（*注：在最近八月六日举行的颁奖典礼上公布了2025年获奖者，现在人数增加到了四十六位）成就卓越的科学家获得了这个奖项，每一次都吸引了学术界的极大关注。过去十年，国内公司创办的非官方科研奖励日渐普遍，构成了一种推动科技创新的社会动力。

这一趟意义重大的行程，源自众多目光长远的商界人士与科研工作者的共同构想。但它的最初动身，却得益于一位女性的鼎力支持。

武红既是商界人士，也是公共事务参与者，她曾协助组织了首届博鳌亚洲论坛、每年的《财经》峰会以及陆家嘴峰会等知名峰会，另外她还创立了新盟国际公关公司。某次不经意间，她接触到了《奇点临近》这本书，这是一部研究人工智能与科技发展趋势的书籍。这本书引发了她深深的思索，促使她不禁反问：国家的发展究竟需要哪些要素？人们不应只顾眼前好处，需要时常抬头，观察未来十年、二十年的趋势。她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几个朋友，慢慢吸引来十多位企业家和投资人。这些人都有着用科学改变未来的愿望，于是大家一起建立了未来论坛。

二零二零年，该报对论坛创建者及主管进行过一次对话，对象是武红女士。

最近，在即将迎来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武红接受了这家报纸的访问，她回顾了这十年间的持续努力和不断尝试，描述了一个从抱负开始，最终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连锁反应。

武红

以下是主要采访内容：

“一个奖的灵魂就是它的评审”

《中国科学报》问及，先前采访中你已阐述设立未来科学大奖的初衷与热忱，如今回顾十年历程，该奖项是否达成你最初的愿景？是否存在某些方面获得了超出预期的成果？

武红：

我们成立这项荣誉，源于对科研的倾慕和对前景的憧憬，意在塑造下一代的价值取向，激发年轻人对科学的兴趣并投身其中。然而，十年来，诸多方面的发展已非我当初设想的模样。

我深感有必要强调的是，我们遴选了一批卓越的科研工作者，他们能够彰显中国当代科技发展对全球的深远作用。时至今日，不少西洋人士仍然持有中国的科学技术不如他们的观念，以为国人主要从事的是模仿性质的研究。这十年间，我们评选出的每位科学家的贡献，都实实在在地影响了整个人类社会：卢煜明教授发明的无创产前基因检测方法，每年有千万计的孕妇受益于此；马大为教授研制的催化剂，被全球各地的制药企业广泛采用；王小云教授十年来攻克了五大密码体系，彻底改变了全球的密码安全形势……

这是科学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表现，其影响不受地域限制，能够消除诸多文化隔阂和政治分歧的束缚。在我看来，这项大奖最重要的价值体现在：彰显中国科研领域为全球和全人类所取得的成就。

如今未来科学大奖已届十周年，我深信某些核心价值始终如一：参与其中的科研工作者，出资兴学的商界人士，以及未来论坛机构同仁，大家对科研的真挚情感、敬重态度、推崇精神，始终是设立此奖的初衷，也是其最核心的要素。正是因为那份初衷，我们才能在十年间持续获得社会各界诸多帮助。

《中国科学报》问及未来科学大奖的评选机制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又是否会在往后进行调整和补充，对此有何打算？

武红：

余金权是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的成员，这位化学家曾表示过观点：奖项的精髓在于它的评选过程。必须制定严谨的规范，确立明确的标准，这样才能够获得令人信服的成果，也才能挑选出那些确实非常杰出的人才。为此我们举办未来科学大奖，首要任务是创建一套能够对标国际顶尖水准的评审体系。

未来科学大奖的规则和评审办法，是借鉴诺贝尔奖、图灵奖等国际知名奖项构建的。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虽然确立了宏伟的愿景，但具体如何实施呢？这就要归功于最早参与项目的三位学者：饶毅、丁洪和田刚。在那个时期，我们常常与这三位学者交流，地点经常是在北京大学博雅塔附近。这里具有重大的纪念价值。随后，何川、李凯、王晓东、文小刚、夏志宏、谢晓亮六位专家加入进来，共同组建了未来科学大奖的初始管理委员会。

首届未来科学大奖颁奖典礼合影

我们持续商讨了许久，这个奖项的授予对象，究竟是针对中国学者，还是面向全球科研人员，这一点存在分歧；至于奖项的性质，是侧重于表彰终身贡献，还是着重扶持新锐力量，同样需要明确；诸多细节问题，以及关键抉择，都在讨论之中。我们最终选定，获奖者的国籍不受约束，不过其获奖成就必须产生于大中华地区，这个界定如今看来颇具意义，许多如今看似显而易见的事务，其实最初都经历了诸多斟酌和探索。

我们最早那批加入的科学家，在创业阶段就投入了无数精力，逐步构建起未来科学大奖的评判体系，并持续进行优化，最终为其注入了核心价值。可以透露的是，该奖项启动评审的第一年，其评审规则每项条款都由这些科学家亲自审定。

在此期间，有一个环节至关重要：即便设立了标准，也需要指定专人负责确保标准得到切实遵守。因此，我们聘请了高西庆担当监督者的角色。高西庆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教师，他的观点颇具启发性。他认为，程序上的公平性要优先于实质上的公平性。针对未来科学大奖的评选工作而言，所谓的实质公平就是要挑选出全球最顶尖的科研工作者，并且他们未来的研究应当能为世界带来积极影响。然而没有任何人能够确保此事，也无法指望全球所有人达成共识。我们所能做的，是完善制度规范，尽量排除人情牵绊与利益纠葛，促使尽可能广泛的人群在制度层面、在操作流程上形成统一看法。

我们目前正在进行深入研讨，关于未来科学大奖在接下来的十年时间里，是否需要将目光继续集中于大中华地区，同时也在考虑评选机制方面是否应该进行某些变革，我们与科学委员会的各位同仁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并且汇聚了诸多意见，所有这些内容目前都处于讨论阶段。

从最初没人买单，到建立永续基金

《中国科学报》：近十年来，有哪些重要转折或标志性事件体现了未来科学大奖的发展历程？其背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甘苦与波折？

武红：

我们最初负责这项奖励时，仅由那些必须参与的科学家与企业界人士承担任务，其余的支援事务以及各项细节均无人问津。

我们举办《理解未来》科学讲座，目的是吸引更多科学家的注意。其中一次活动，一位听众对活动内容很感兴趣，主动询问是否可以成为志愿者。我对她说我们目前没有招募名额，没想到她还是想加入。就这样，未来论坛秘书处的首位成员诞生了，团队也因此逐渐发展壮大起来。起初我们无处办公，临时借用前单位空间占用两个位置，接着逐步获得一间独立空间。

刘芹老师曾表示，秘书处人数不多，却负责了众多繁重复杂的事务，这实在令人惊叹。我同样感激这些年与秘书处同仁并肩奋斗的每一个人。大家凭借超乎寻常的决心，完成了许多表面看来难以实现的目标。

我们开展这项工作最初面临的首要难题是资金问题。从决定设立奖项的消息公布后，有半年的时间进展缓慢。我联系了众多人士，拨打了大量电话，但起初几乎无人响应。毕竟这类事情以前从未有人尝试过，谁又能担保一定成功呢？

在我们最为沮丧的时刻，部分创业者向我表达，他们无法违背对研究者的承诺。最终，丁健、沈南鹏、张磊三位创业者构思出一种方案：每一项荣誉的资助金额设定为百万美元，由四位资助方共同承担。他们邀请李彦宏参与其中，个人出资二十五万美元，并且保证持续十年进行捐赠。

这个模式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才智，即所谓“集众人之力，可成大事”。可以说，若非这种做法，我们的大奖项目便无法顺利开展。

这一机制促成了首个奖项——生命科学奖的诞生，进而激发了众多创业者的响应。紧接着，邓锋、吴亚军、吴鹰以及徐小平四位人士携手，创设了物质科学奖。随后一年，丁磊、江南春、马化腾和王强四位人士的加入，又促成了第三个奖项——数学与计算机奖的成立。

杨振宁先生在宣布未来科学大奖成立之初，曾指出该奖项具备三个显著特征，其一便是，以往全球范围内各类民间科学奖项的创设，多由个人或家族发起，而未来科学大奖则是由多位中国企业家经过深入协商、合力创办的，他评价这为“一种创新模式”。每当回望这段历程，我都要向这些人的才智与努力表达由衷的谢意。

十年看似漫长，不过自二零一八年起，我们就着手规划十年后的未来。我们期望能效仿诺贝尔奖，创设一个长久的资金支持体系。然而此事颇有难度，一旦启动捐赠，便意味着要承担永恒的责任。究竟有多少人愿意提供资助？单次能够筹集多少款项？这些均属未知领域。

不过值得欣慰的是我们聚集了一批拥有相同理念的同仁，因此才有了我们二零一九年宣告设立的金额达一亿美元的不间断资助项目，在最初的六位创始资助者之外，刘芹、虞锋、张宁三位永久项目资助者也相继加入，让未来科学大奖得以在未来更长久的时间里稳定运行。

未来科学大奖捐赠人

此刻，我们更侧重于着眼长远的规划，核心追求是使这项荣誉具备全球性的影响力。

虽然我们未曾特意在海外推广未来科学大奖，不过我赴美参与学术相关场合，一旦提及该奖项，在场的各位皆有所耳闻，尤其是海外华籍的科研工作者，对此项荣誉格外重视。

我常想人类发展过程中，西洋人并未完全理解东方文明。当一项源自中国的科学荣誉逐渐获得全球瞩目和肯定，并开始产生广泛影响时，我们不仅彰显了中国的科学成就，也传播了蕴含华夏文明印记的哲学观念和非凡才智。

当今的世界格局、国内状况，跟十年之前大不相同。当遭遇诸多变数时，我们唯一能做的便是时常回顾，重拾最初的出发点与初衷。

《中国科学报》：你曾提及未来科学大奖蕴含的“赤子之心”，这种情感具体表现在哪些层面，又转化为了哪些实际举措？

武红：

有一次，我到普林斯顿大学看望张寿武教授，并且去了他们的数学系大楼，里面有一张许多著名科学家的照片，他问我照片里有没有认识的人，我立刻发现了一个亚洲面孔，他问我是否知道这个人是何方神圣，我表示不清楚，他随后指出，这位是著名数学家华罗庚，那一刻，我内心激动不已。

回想起来，那种感觉源于自幼深植于心的萌芽。我们这一代，都是在陈景润、华罗庚等科学巨匠的事迹熏陶下成长的。对他们而言，这些人是典范，是令人无比敬仰、倾慕的对象。说真的，我从未因任何明星而如此心潮澎湃。

所以，期待未来科学大奖能够甄选出中国最优秀的科研人员，让他们的贡献和经历在校园里传播。其实无需再费周折，这个基础已经奠定。即使这些孩子将来并非从事科研工作，对科学的敬重之情也会内化于心。

一场“自讨苦吃”的旅途

《中国科学报》：未来论坛举办过许多引导青少年了解科学、接触科学家的活动，这些公益性质的活动是否获得了预期中的反响和认同？

武红：

我至今难忘一次经历，当时我们主办了2019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峰会，邀请了众多国际知名科学家发表演讲，其中一位是德国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克劳斯·冯·克利钦。会议结束后，这位科学家非常兴奋地告诉我：这是他一生中最富有意义的一次报告！因为他讲话结束后，一些中学生围绕着他，提出了许多有见地的问题，双方共同探讨了好一阵子。

这张照片，我曾在多处场合提及：那是在很久以前，我们邀请数学家夏志宏来举办讲座，科技馆报告厅内的座位全部被占满。一位母亲牵着五岁的孩子，搬了个小木凳坐在后排通道上。那个年纪的小家伙，自始至终都一声不吭地听讲。演讲结束后，他让母亲带着前来向我请求：“阿姨，我可以请专家为我写个名吗？”

认真聆听讲座的5岁小男孩和妈妈

这个孩子现在应该已经进入中学了,可惜我们至今没能找到他,真心希望那一天的经历能一直伴随他走过今后的人生。

参与未来科学大奖这十年来，我们见证了许多难忘的瞬间。我们最期望的是，让全球了解中国科研人员的成就，让后代看到中国顶尖人才所能达到的高度，使青年一代带着更加强烈的自豪感和自信心走向世界。

《中国科学报》：历经百年的诺奖，再到新兴的科研创新奖，以及如今国内众多民间科研奖项，均吸引了学术圈与社会界的广泛关注。为何要设立科学及科学家的奖项？科研工作者是否真的需要重大荣誉的推动？

武红：

与其说科学家需要大奖，不如说是人类需要榜样。

自工业变革之后，科技发展释放出的巨大能量，令人类社会经历了根本性的转变。科研工作者身上所体现的，是人类勇于开拓、持续进取的卓越品质，也是促进社会进步、达成人类抱负的强大动力。我们应当将最优秀的科研人员树立为典范，以此点燃更多人的热情，尤其是青少年心中的梦想之火。

《中国科学报》问：站在个人立场上看，发起未来科学大奖，参与未来科学大奖，是何种的人生体验？

武红：

这趟行程，说起来也算是一次主动找麻烦的经历。我自己，还有那些加入其中的专家学者和商界人士，在专业领域都取得过不少成绩。如果只考虑实际利益，这事儿对个人境遇没什么好处，反而是在原本就紧张的工作节奏上又添了一重负担。

那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成为母亲，在抚养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会经历诸多辛劳、疲惫和失意。时常在还未体会到喜悦与收获时，新的难题和忧愁便接连不断涌现。然而，你从不抱怨也毫无悔意，因为这是一件充满意义的事情。

因此，不论谁向我问起，是否对所做那件事感到懊悔，我的应答总是，从未有过悔意。毕生能够加入一项非凡的作为，便已心满意足。

在这个过程中，你会意识到，不论理想多么高远，事业多么宏伟，每天接触的都是极为细小的琐事，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份平和的心态。既要向往高远，也要立足现实，还要怀有敬畏之心，这样才不会在最初选择的道路上迷失，始终坚守自己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