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多数中国读者来讲，美国政治时常展现出一种少见的分裂感，一方面是具备很高程度制度化、精英化的国家机器，与它一分为二的是，另一方面却是日益趋于情绪化、极化的政治现实。

这个名为《狂怒的心灵》的作品所具备的价值，在于它尝试去阐释，这样的一种变化到底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发生的。

二、“MAGA”背后，并不只有特朗普

在中国舆论中，“MAGA”往往被直接等同于特朗普本人。

但菲尔德提醒读者，特朗普并不是这场运动真正的思想源头。

“MAGA”作为“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简缩形式，它固然源自特朗普的竞选口号，不过在特朗普的背后，实实在在存在着一个延续数十年的思想积累进程。

这些人长期不满美国自由主义秩序。

他们觉得，冷战结束之后美国渐渐形成的那种政治共识，已然致使国家步入衰败境地，传统家庭破碎瓦解，宗教影响力有所降低，制造业出现空心化状况，大学产生左倾倾向，媒体走向精英化方向，边境处于失控态势，全球化进程使中产阶级被削弱抽空，这样，美国越发不像他们心里所认为的那个被称为 “真正美国” 的模样了。

更进一步关键之处在于，他们持有这样的看法，即 自由主义已然不再单纯只是一种政治体制，而是演变成了一种将会持续不断扩张开来的意识形态。

在他们的看法当中，自由主义不再能够容忍不一样的价值观，却是在持续不断地对传统宗教进行侵蚀，对地方共同体进行侵蚀，对民族认同进行侵蚀。

菲尔德认为，这种情绪最终汇聚成了美国新右翼。

而就这场运动而言，她所做出的最为重要的贡献当中的其一，便是针对其内部的各个派系，展开了精细入微的划分操作。

在诸多媒体的讲述当中，美国的右翼常常被轻易地归纳成为“特朗普那一派”。然而实际上，新右翼的内部有着繁杂的分层情况，不同的派别既相互之间展开合作，同时也彼此进行竞争。

其中有着颇为重大影响的，粗略来讲涵盖四类，分别是：克莱蒙特派，后自由主义者，民族保守主义者，以及更为激进的“硬右翼”。

三、克莱蒙特派：从“美国建国神话”到政治动员

菲尔德首先分析的是“克莱蒙特派”。

有这样一派系，其核心是位于美国加州的克莱蒙特研究所，在中国它不像传统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那般知名，然而在美国保守主义内部，它的影响极大。

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

德国犹太裔政治思想家施特劳斯，在二战前逃离欧洲，之后长期于芝加哥大学任教，他在美国政治哲学界影响颇为深远，施特劳斯着重强调古典政治哲学的重要意义，觉得现代自由主义社会太过相对主义，欠缺共同的道德基础。

施特劳斯之后，其学生群体慢慢形成不同流派。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支是，强调美国“建国原则”的克莱蒙特派。

存在这样一派系持有这样的观点，美国在建国那个时期所形成的那种政治秩序，几乎是代表着现代文明当中最为优秀的那种政治结构。

他们着重突出《独立宣言》，强调美国宪法，还提及所谓“建国者精神”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并且觉得后来兴起来的进步主义运动，使得美国原本所走的道路发生了改变。

在他们看来，美国如今实际上存在“两种宪法”：

一方面是源自建国者缔造的初始美国，另一方面是历经罗斯福新政后逐步拓展的联邦行政国家。

而特朗普，则被他们视为重新夺回“真正美国”的机会。

菲尔德书中反复提到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93号航班选举》。

在2016年的时候，总统大选快要来临之前，有一位保守派思想家，他叫迈克尔·安东，他以匿名的方式发表了这篇文章，把特朗普竞选这件事，比作是“9·11事件里被劫持的93号航班”。

迈克尔·安东

中国读者可能需要一点背景。

在2001年发生的被誉为“9·11”的恐怖袭击事件当中，那架被劫持的93号航班，并没有朝着预先设定的目标撞过去。机上的乘客察觉到飞机极有可能会被拿去实施袭击行动，随后便全体一起朝着驾驶舱冲赶过去进行反抗，最终这架飞机坠毁了，所有的乘客也都行全都遇难了。

在美国保守派叙事中，这架飞机长期象征“绝境中的最后反抗”。

安东在文章中说，2016年美国已经到了类似时刻：

如果右翼不“冲进驾驶舱”，美国就会彻底毁灭。

哪怕特朗普很糟糕，也必须支持他。

这篇文章后来被认为是特朗普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宣言之一。

因为它第一次系统性地把美国政治描述成一种“生死存亡状态”。

在这种逻辑里，传统规则已经不再重要。

如果国家已经处于崩溃边缘，那么非常手段也就变得合理。

菲尔德持有这样的看法，这种思想在后续持续延展，一直朝着某个方向推进，最后进入到了2020年大选争论与“国会山事件”所蕴含的政治逻辑之中。

她特别留意到，克莱蒙特派里头，存在着一种极为危险的趋向，那就是，他们愈发坚信，真正的“真理”，仅仅被少数精英所掌控。

这种思维本来来自施特劳斯学派的“隐微写作”传统。

施特劳斯持有这样的看法，古代的思想家身处政治高压的处境里，常常会将真正的观点隐匿于文本内里，仅仅让少数具备能力的人能够理解。

然而，当来到特朗普所处的时代之时，这样的一种思维渐渐发展成为了一种对于“隐藏真相”的那股执迷的态势。

菲尔德持有这样的观点，即这同样是部分新右翼知识分子随后极易朝着阴谋论方向滑落的原因所在。

依据“深层政府”来说，可以讲在朝着“大替代论”的方向，进而到了2020年大选被“窃取”的这般讲法，事实上全都共同拥有着一类思维结构。

真正的权力和真相被隐藏了，普通人看到的只是表象。

四、从学术讨论，到“政变备忘录”

让人最为不安的《狂怒的心灵》之处，在于它呈现出了一条完整的链条，这条链条是，思想怎样依次逐步地进入现实政治之中，并成为其中一部分的过程。

书中最典型的人物之一，是约翰·伊斯特曼。

他不是街头阴谋论者。

他于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毕业，曾出任美国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的书记员，属于正统法律精英。

然而，恰恰是他，于2020年大选结束之后，撰写了那一份，往后声名狼藉的“政变备忘录”。

这份备忘录试着去论证，副总统彭斯能够拒绝认证部分州的选举人票，借此达到推翻拜登胜选结果的目的。

中国读者如果不熟悉美国制度，可能会觉得这里很奇怪。

不是全民直接选举美国总统 ，决定它的是“选举人团”制度。总统大选完毕之后 ，各州会去确认选举结果 ，并且国会在次年1月要进行正式认证。

伊斯特曼的理论的重点所在，便是尝试借助认证程序那会儿存在的模糊地带，使得副总统能够拥有那种“具有何种决断影响力于哪些州选票具备有效性方面”的权力。

问题在于，美国宪法和历史实践从未赋予副总统这种权力。

甚至连很多保守派法律人士都认为，这套理论完全站不住脚。

菲尔德引用了彭斯律师与伊斯特曼的邮件争论。

律师直言不讳地说：

“你的理论根本不会在法院获胜。”

但伊斯特曼依然坚持。

到了最终的时候，在2021年1月6日那一刻，那些支持特朗普的人群，朝着美国国会大厦发起了冲击。

对诸多中国读者来讲，美国国会山那件事，或许更多是一场在电视新闻里出现的政治方面的骚乱。

但在美国政治内部，它的象征意义极大。

这是由于，这属于，在美国历经之两百多年历史范围里，十分稀少的，就权力交接程序自身的直面冲击。

菲尔德最尖锐的批评之一，就是她认为：

部分新出现的、持有右翼思想的知识分子，并非是在对这种情绪进行阻拦，反倒是在持续不断地为这种情绪给予理论上的正当合理性。

五、“自由主义为什么失败”

倘若讲克莱蒙特派更着意于强调“美国建国传统”，那么另有一批新右翼思想家，便已然着手直接对自由主义本身发起挑战了。

其中有着重要地位的人物当中的一个，是圣母大学担任政治学教授一职的帕特里克·德尼恩。

2018年，他出版了《自由主义为什么失败》这本书，此书迅速成为了美国保守主义世界里那种极为重要的书当中的一本。

德尼恩的核心观点非常简单，但也极具冲击力：

自由主义并非是“出现了问题”，而是鉴于其已然太过成功，因而必定会朝着失败的方向前行。

他持有这样的看法，自由主义持续不停地着重突出个人自由，一而再、再而三地凸显个人选择，反复不断地强调个人权利，最终将会把传统共同体给破坏掉。

家庭会瓦解。

地方社区会衰弱。

宗教会失去影响力。

人与人之间不再有真正稳定的纽带。

最终，社会只剩下孤立个体与庞大国家机器。

对于很多中国读者来说，这种批评其实并不陌生。

过去十多年里，全球范围内都出现过类似讨论：

现代社会是否过于原子化？

互联网和资本主义是否正在摧毁传统社会结构？

为什么越来越多人感到孤独、失去意义感？

也正因如此，菲尔德并没有简单否定德尼恩。

她承认，自由主义社会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然而呢，她是这么觉得的，德尼恩所存在的问题就在于此，那就是，他竟然把自由主义描绘成了一种单一的、稳定的、不存在内部变化的事物。

更为关键的是，德尼恩往后渐渐由学术批评迈向了更为激进的政治主张。

他着手凸显“政权更替”，着重表明得借助国家权力再次塑造社会条理。

这意味着，新右翼已经不再满足于批评自由主义，而是开始思考：

如果自由主义秩序崩溃之后，新的政治秩序应该是什么？

六、“共同善宪政主义”：谁来定义“善”

比德尼恩更激进的，是哈佛法学院教授阿德里安·弗米尤勒。

他提出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共同善宪政主义”。

简短来讲，他持有这样的看法，美国的宪法并非仅仅应当去限制政府所拥有的权力，而更是应当积极主动地去塑造那种称得上是“良善社会”的状态。

国家有权通过法律培养公民德性。

如果必要，甚至可以强制塑造人们的行为习惯。

这一思路明显不同于传统自由主义。

向来传统的自由主义着重表明，国家理应尽可能地维系中立的姿态，不去为公民抉择“什么才算是好生活”。

但弗米尤勒认为，这种中立本身就是幻想。

所有政治制度都会隐含价值判断。

既然如此，不如公开承认国家应该追求某种“共同善”。

尤为让菲尔德警惕的一点在于，弗米尤勒持续对德国法学家卡尔·施米特有长期深入的研究，是这样的情况。

施米特，是一位在20世纪出现的带有极大争议状况的政治理论家，他，竟为纳粹这一政权提供过服务，而他极为有名的理论里，存在着一个，就是着重强调政治的核心之处在于“敌我划分”。

在施米特看来，自由主义最大的问题，是它试图消灭政治冲突。

但现实中，政治永远意味着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而在危机状态下，主权者必须拥有超越正常规则的权力。

菲尔德认为，这种思维正在深刻影响部分美国右翼知识分子。

他们越来越不相信程序、协商与妥协，而是更强调政治斗争本身。

七、民族保守主义：从边缘论坛走向共和党主流

近年来，美国右翼内部最活跃的概念之一，是“民族保守主义”。

出生于以色列的它的代表人物约拉姆·哈佐尼，长期致力于对民族国家理论展开研究。

他持有这样的观点，在对于现代世界而言，那种最为稳定的政治结构，并非是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而是民族国家，即有着共同历史情形、宗教领域要素以及文化传统内涵相关联的民族国家。

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往往会演变成一种新的帝国主义。

因为它总试图把同一种政治模式推广到全世界。

其组织能力，而不是理论自我，才是民族保守主义最为值得予以留意关注的哪方面内容啦，这才是重点之所在哟。

过去几年，“民族保守主义大会”逐渐成为美国右翼重要平台。

越来越多共和党政客、媒体人和思想家开始参加。

菲尔德特别追踪了一个变化：

最初，民族保守主义组织者还试图与白人民族主义保持距离。

不过几年往后，好多更为激进、更为极端的人物，陆陆续续开端进入这一体系。

《狂怒的心灵》里，反复出现着一条主线，这条主线是一种有的 “边界不间断地朝着右边移动” 的过程。

原本被视为边缘观点的东西，正在逐渐进入主流。

八、大学、媒体与文化战争

中国读者理解美国新右翼，往往会遇到一个问题：

为什么美国右翼如此执着于大学、课程和文化议题？

菲尔德对此给出了重要解释。

因为新右翼普遍相信一句话：

“文化决定政治。”

从他们的观点来看，在美国，前些年的时间里，左翼真正取得成功的所在之处，并非是在某一次选举当中获得了胜利呢，而是对大学这一领域，以及媒体这一方面，还有教育体系这一块儿情况，和文化工业这一范畴，都实现了掌控呀。

因此，右翼必须发动“反向长征”。

这里有一个重要背景。

有一段时间，在20世纪60年代往后，美国的大学渐渐变成了自由主义以及进步主义思想的关键重地。种族这边，性别这点，身份认同这方面和多元文化这般的议题，长时间是被左翼学者给主导着的。

很多保守派因此认为，大学已经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机器”。

于是，围绕教育体系的战争开始升级。

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出现的那个“1776委员会”，乃是这种思路所产生的结果。

该委员会试图重新定义美国历史教育。

它着重突出美国建国之时的传统内容，以及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方面的内容，其对“1619计划”等，那种着重强调奴隶制历史以及结构性种族问题的叙事表示反对。

中国读者可能不熟悉“1619计划”。

这是一项由《纽约时报》发力进行发起的历史叙事项目，该项目尝试着将1619年时第一批非洲奴隶抵达北美这种情况，看作是美国历史实实在在的开端。

保守派持有这样的看法，这种叙事会将美国表述为一个以奴隶制原罪作为根基建立起来的国家。

而1776委员会，则试图重新强调美国建国理想。

菲尔德对这份报告的批评极其严厉。

她表明，那份报告在前面的部分差不多整体避开奴隶制方面的问题，然而却大量地对“身份政治”展开攻击。

在她看来，这并不是严肃历史讨论，而是一场意识形态反击。

但值得注意的是，菲尔德并没有因此完全站到自由派大学一边。

她坦率承认，美国高校内部确实存在严重问题。

像是，意识形态方面出现同质化现象，学术领域官僚主义不断膨胀，政治上分裂状况日益加剧，还有，大学正变得愈发脱离普通社会。

这也是《狂怒的心灵》最有意思的地方。

它并不是一本简单的“反特朗普”作品。

菲尔德真正关心的问题，其实是：

为什么自由主义秩序会失去越来越多人的信任？

九、“观念优先”：一种危险的政治思维

书中极为深刻部分当中的一个，是菲尔德针对“观念优先”这种思维方式所作出的批评。

这种思维在美国保守主义知识界极其常见。

他们相信：

思想决定文化，文化决定政治。

因此，一切现实问题最终都可以追溯到某种错误观念。

菲尔德认为，这种思维的问题在于，它很容易脱离现实。

一旦人们过度沉迷宏大理论，就会忽略具体历史与真实社会。

她举了很多例子。

比如说，有一些新右翼思想家，不停地着重凸显美国建国原则，然而却特地去淡化奴隶制历史；一再地着重强调“传统价值”，可是却躲开现实里的种族压迫问题。

在菲尔德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抽象化政治。

宏大的概念掩盖了真实经验。

更具危险性的是，在人们坚信自身已然把握住了某一种“终极真理”之后，便极易将政治斗争视作善恶之间的争斗。

可一旦政治演变为“生死斗争”，那民主制度里原本必然所需要的妥协空间，就会快速地消逝不见。

十、为什么这本书重要

《狂怒的心灵》当中，最具备应予以认真对待特质的地方，并不是在于它针对美国右翼所展开的批评这一行为本身。

真正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一种全球性现象：

当社会陷入长期焦虑时，知识精英会如何重新发明意识形态。

很多人印象里，如今的政治极化看起来挺主要是源于社交媒体，还有短视频，以及情绪化传播。

但菲尔德提醒读者，真正危险的变化，往往发生在更深层。

那些最受过教育的人，正在重新为反自由主义政治寻找理论基础。

而且，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在破坏民主。

恰恰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在“拯救文明”。

这也是为什么，《狂怒的心灵》远不只是一本关于特朗普的书。

它真正讨论的是：

一个社会的知识阶层，为什么会逐渐失去对自由主义制度的信心。

更进一步说，它讨论的是一个更普遍的问题：

如果一个国家，长时间处于文化方面的战争境地之中，且有着身份被撕裂的状况，同时存在制度失信的问题，那么政治，会不会再次往“朋友与敌人”这种逻辑方向滑落呢？

而这，或许正是今天美国最深层的不安。

菲尔德在书的结尾并没有给出简单答案。

她表示认可，自由主义社会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同时，她还表达出在另一层面的认同，即对于新右翼所提的某些批判而言，并非完全不曾具有一定道理的情况。

但她最终仍然坚持：

自由主义的问题，不能通过更激进的反自由主义来解决。

由于一旦政治完全变成敌我之间的战争状态， 那么最终遭受毁坏的，极有可能就是那个原本准许不同声音共同存在的公共空间了。

而这，正是《狂怒的心灵》真正令人不安的地方。

它让人意识到，美国今天发生的，并不仅仅是一场党派斗争。

而是一场关于“美国究竟是什么”的长期思想战争。

并且，这场战争仍远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