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倪闽景，他是上海科技馆馆长，他表示在 AI（人工智能）时代，应该把手机还给孩子。

与此同时，有一些代表委员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例如，全国政协委员洪明基提出，期望国家进行立法，严格禁止家长给 15 岁以下的孩子购买和使用智能手机。全国政协委员陈伟志也呼吁国家借鉴澳大利亚的做法，出台规定禁止 16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去年 11 月，澳大利亚已立法禁止青少年及儿童使用社交媒体。

看起来两者的分歧在于，一个是鼓励孩子使用手机，另一个是限制孩子使用手机。但这只是表面的差异，更大的不同之处在于背后所秉持的教育理念。

倪闽景的提议存在前置条件，即把“干净”的手机还给孩子。那么何为“干净”的手机呢？那就是通过技术将游戏以及一些无聊的短视频进行屏蔽。这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共识，那就是作为上网以及使用 AI 最为便捷的智能手机，确实容易让人上瘾。成年人自身都难以做到自我控制，孩子就更容易沉迷其中；成年人都难以辨别良莠不齐的信息，孩子就更容易被迷惑。沉迷手机对未成年人造成的身心危机已经不容忽视。

两者的分歧在于：我们对待孩子使用手机的态度究竟是什么？是采用“堵”的方式来延宕孩子接触互联网信息的年龄呢？还是以“疏”为策略，通过引导孩子进行正向使用，让他们在与互联网共处的过程中逐渐使心智成熟起来？

实际上，是无法堵住的。在现有的法律法规当中，已经有非常详尽的关于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相关内容，并且有关部门也出台了针对未成年人网络沉迷的防范举措，然而很多这些规定都难以得到切实的执行。其中有些是由于租售账号的灰色产业链所导致的，从而帮助孩子避开了限制；还有的则是因为规定过于死板僵化，所以家长干脆就帮助孩子进行“作弊”行为。

禁止家长给孩子买智能手机这种做法并不现实。智能手机具备多种功能，其中刷视频、打游戏等功能容易让人沉迷，然而它也有很多中性的功能，甚至还有正向的功能。对青少年一刀切地禁止使用手机，会导致丧失很多便利，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对他们的一种“矮化”。澳大利亚的禁令存在争议。反对者觉得，这样做只会致使年轻人更擅长运用绕过限制的技术。因为转入“地下”，就有可能让他们接触到互联网中更为隐蔽且更具危险性的部分。另外，还有人以“道路与车”来作比方，认为禁令如同“用禁止车辆通行的方式来代替想办法修补路面”。

倪闽景提出“干净”的手机这一说法，或许有些过于理想主义了。然而，其背后所蕴含的将手机当作工具进行合理使用，借助互联网和 AI 为孩子的成长赋予力量的理念，是值得我们借鉴的。要知道，如今的世界早已与互联网和 AI 紧密相连，它们就如同空气一般，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都能感受到它们的存在。

所谓合理，首先要具备“度”。低龄孩子或许离不开家长的监管。然而，无论是对于儿童还是青少年而言，让他们拥有更多其他爱好，特别是线下活动，这是很重要的。一位 80 后的心理咨询师表示，她小时候最为熟悉的娱乐场景是踢毽子、跳房子以及去郊游。但如今，她所见到的更多是孩子们聚集在一起玩手机。这实际上是社会发生变化的一个缩影。当人们的社交活动都被“线上”所替代时，无疑给孩子树立了一种负面的榜样。我们每个人都应当亲自去参与一些线下的娱乐活动，去增加与真实世界的接触，去增加与真实的人的接触，这是防止沉迷于虚拟世界的有效方法。

面对各种各样的信息，要懂得分辨出哪些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这便是信息素养。它与思辨力的培养紧密相关，也离不开实践的养成。倪闽景举了个例子，现今网络平台上有许多视频以科普的名义来获取流量，例如，有的视频将两个电池放置在水杯的两侧，杯中的水就能够旋转起来。这些伪科普视频，若看完后亲自去实践一次，就能够验证其真假，接着去学习和探究真正的科学原理。动手去做以及去实践是科学思维的关键所在。

所以，能否把手机还给孩子，仅是具体操作层面的事宜。更为重要的是怎样引导孩子在与互联网及 AI 的相处过程中获得成长。线上与线下从来都不是相互分离的，倘若没有在真实世界里的体验和行动，互联网和 AI 所赋予的能力就只会是虚幻不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