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军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他带领团队在全国范围内考察了众多医院、临终服务场所以及敬老机构，旨在探究国人对于养老及死亡问题的态度与做法；他致力于将这一通常被避而不谈的议题推向公众视野，例如为在校大学生开设生死社会学课程，策划以“死亡”为焦点的艺术展，并设法将深奥的学术见解转化为艺术表达形式。

七月份的后期，在北京遇见了景军这个人，他向我们提及了90年代出生和00年代出生的群体或许将要面对的养老送终方面的困境，告诫年轻一代需要为此提前进行规划；他还讨论了临终照护的不同方式以及逆向关怀，涉及个人有尊严的离世，并且阐述了多种多样的生死观念。

谈话即将结束时，他表达说，对于最终结果我们并不清楚，只能向自己和所处的社会设定一个基本标准，那就是改善中国民众的临终体验，至少，他希望自己的痛苦能减轻一些。

国人如何谈死亡？

二零一九年，景军到清华大学进行演讲，内容涉及人的晚年生活，探讨未来会怎样度过老年时期。

景军现年六十七岁，任职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担任教授一职，并且此前在清华大学医学院担任过十年公共健康研究中心的负责人。

自2010年起，他同研究集体着手探究“我国民众怎样进行养老”，其后逐步扩展至对同胞临终照护方式、生命末期体验等议题的考察。

2019年岁末，景军在清华大学举办了一场题为“我们怎样会步入暮年”的演讲，通过互联网吸引了将近两百万人在线收听。他事后回顾，此次演讲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或许是因为它不仅关注了生命晚期的状态，还触碰了“生命终结的方式”这一议题。

过去五年间，景军和其团队遍访国内众多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及敬老院，向离世者亲友和医护人员征询了364段生命终末的故事，他们探究的是，华夏民族对于死亡的观念是怎样的。

景军曾经给大学低年级学生讲授过《关于生命终结的社会学研究》这门课程 他为此次的展示活动提供了学术方面的帮助并参与了其中 他把课堂上同学们讲述的关于临终前五个心愿的记录也带到了展示场地

在学术探讨之外，景军近些年频频于公开场合阐述关于生命终结的话题。

他曾经为清华大学的在校大学生讲授过一门名为“死亡社会学”的学科，不过教学过程进行得相当不理想。

他注意到，涉及生命终结的议题，求知欲和探索心并非学子们选修相关课程的主要驱动力，他们各有隐衷——有的因失恋而来此寻求慰藉，有的渴望探明死亡的真谛，以便发掘生命的意义。

他清楚记得有个来自其他学校的男生，年纪约莫二十来岁，双臂遍布过往留下的伤疤，全是自残造成的痕迹，他试着以自己那个时代的想法和男生沟通，劝说他那样做有负父母的养育之恩，男生却回应说，他的父母亏欠了他，他们本不该将他带到人世间来。

电影《人生果实》剧照

在这个时候，景军觉得难以应对。他意识到自己惯常使用的理性思维无法应对局面，仅凭一个教师的学术资历，难以帮助学生处理所有困境，他决定建议对方寻求心理咨询专家的帮助，他深知，向人解释死亡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大约半个多月以前，在位于北京MACA艺术中心的“将死亡带回生活”展览以及清华大学，遇见了景军这个人。他当时佩戴着墨镜，头发已经花白，刚一落座就点了一杯加三分糖的冻柠茶。他习惯在半夜观看美国电视剧《绝命毒师》，在日常生活中喜欢骑电动车四处游荡，说话的时候语气富有停顿感，而且声音非常响亮。

他最近经常在两个地方之间移动，除了作为展览学术后盾的角色，他还重新审视了自己的研究，并且和艺术家周雯静、岳明月，以及学生宋敏等人联手，制作了若干具有不同内容的艺术品。

将逝亡纳入公开宣讲存在隐患，由于众多民众对相关内容持抵触态度。然而他感到欣慰的是，近期每个周末都能吸引数千访客到场。

以下是他的讲述。

90后，可能面临养老送终危机

在疫情期间，我母亲去世了。

生病之后，我们起初劝她去诊疗机构，她不肯前往。她自己也是医务工作者，专精于内科，认为我们非常清楚他们的做法，像我们这样年逾八旬、接近九十岁的，医生不会认真诊治，只是敷衍了事，声称所有不适都源于年迈。

当她在家的时候，就有一个问题，叫不可承受的照顾负担。

我们家的照护环境相当优越，家中共有兄弟姐妹三人，各自成家，并育有子女，另外还有一位护理人员，总计七位家庭成员可以分担对母亲的照料责任然而她单独一人却完全打乱了我们七个人的生活秩序，因为我们无法亲自为她进行身体清洁

每次为她清洁身体都要耗费一个多小时，但稍过片刻又会变得脏乱不堪。她的房间散发着难闻的气味，导致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不适。最终，看护人员不得不指出，景老师您必须将母亲送往专业医疗机构，否则她将无法继续工作。

周雯静和景军通过作品《给自己开药方》探讨了农村和老年群体中普遍存在的抗生素乱用以及过期药品滥用现象

这次遭遇或许会成为往后二十五年间完全消失的一种际遇。九十年代及二千年后诞生的年轻一辈，或许将无兄弟姐妹相伴，属于生育率偏低的一代，既缺乏照料父母的精力，也缺少相关经验。

老年照护亦然，养老亦是如此，临终服务更是，这些都该算作社会层面的支持。

然而当今之世，关注此事者寥寥无几，90后人群的父辈们身体康健，尚无察觉时局已迫在眉睫。

2001年，我国老年人口比例是百分之七，到了2021年，这个比例增长到百分之十四，已经达到深度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数值上增加了一倍。

不少欧洲国家，耗费了半个多世纪才经历老年人口数量倍增，这表明多数国家在步入老龄化阶段时，拥有充裕的窗口期进行应对，而我们仅剩二十一年，缺乏预应的余地。

中国历史上未曾出现养老送终的困境，然而若不积极作为，到90后这代人那里就一定会出现。

期待90后群体拥有更前瞻的意识，敏锐察觉到你们未来或许会遭遇的严峻挑战。务必积极呼吁，促使社会构建更完善的养老及身后事服务设施。

临终关怀的多元想象

镇江大圣寺，老人饭后自行洗碗

养老不可能是单独的养老，它必须还有送终。

最常见的一种生命末期照护是在家中进行。另一种较新型的服务模式是在医疗机构内开展缓和医疗。

许多人误以为在医院离世便是安宁疗护，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若是在重症监护室之中离世，或是在最终抢救环节逝去，这些情形并非安宁疗护。

安宁疗护

临终关怀意味着在生命末期不再实施任何治疗手段，仅提供缓解疼痛和提升生活品质的服务。在中国每年接受此类服务的人数仅有三万余人。许多人离世时承受着巨大的痛苦。

每年有超过三十万的癌症病人离世，他们面临的主要困境是剧烈的疼痛，病人回到家中后不允许携带任何需要注射的镇痛药物，这类药物的注射必须由医疗机构进行。这种情况在农村地区尤为突出，许多患者忍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甚至痛苦地离世。

有位教师透露，某日他接到一个十万火急的电话，对方告知其祖父不见了，直到回到住处，他才弄明白，原来祖父在半夜时分梦见自己的兄弟呼唤他一同离开，说这样太痛苦了，要跟着他走，不想继续待在人间了。

爷爷前往山岭，往下跃时，一棵松木挡住了去路，他攀上枝干返回地面，接着回到了自家。

寒山寺养老院房间

除了医院里为生命末期提供支持的方案，汕头地区存在医学社工的工作方式，上海当前则采用社区和家庭相结合的照护方法，同时也有医生在周末进行探望的安排，乡村地区则沿用赤脚医生的服务模式；此外，佛教界还有历史悠久的助念团体，他们提供精神慰藉服务。

这些年我持续从事生命末期照护领域的研究，认为不该将所有资源、所有财力都倾注于某个特定范畴，仿佛只有缓和医疗一种模式值得普及，应当是多样化的，需要广泛分配投入。

需要评估乡村基层医务人员是否应当接受临终护理专业学习,基层医务人员是否值得信赖,能否获得注射型强效镇痛药物,目前他们尚无此权限。

中华民族富有奇思妙想，积累了极为充裕的阅历与方法，可供借鉴，而医疗体系仅是炎黄子孙应对生命终结观念中微不足道的一隅而已。

宋敏和景军合著的《反向关怀》汇编了不同家庭中逝者对生者关照的案例，这些故事内容丰富，来源广泛

探究这个事情的时候，这里有很多非常感人的故事。

中国人离去之际过分在意他人的经历，这种现象可称为逆向体恤。譬如，有人会中断医疗，将积蓄留给亲属。

此外，有些情感并非物质层面上的。张伯伯是个农夫，他从不向自己的四个女儿表达爱意。临终前那日，他独自在家中的沙发上坐着，为女儿们剥着花生，将满满一桶花生放在地上，然后缓缓倒下头离开了人世。

还有一位李奶奶，疫情期间住在清华大学附属的医院里，每当护士经过她的病房时，她会紧紧握住护士的手，虽然已经无法发声，但还是用手指着自身，又指向门外，表达的意思是自身状态良好，请护士们去探望其他病人。

另有一个故事出自四川一位医师之口，他向我们讲述，当地有位十二岁女孩罹患血液系统疾病，在生命终结之际表示愿意捐献自身器官，她坦言仅领悟到一条准则，那就是社会各界给予她的恩惠实在太多，唯有此举方能稍作报答

关爱自己的亲属，体恤生病的同伴和从事医疗工作的人员，关注整个社区，这些都是许多中国公民能够做到的事情。

到底是谁的生命？

从社会学的角度说，死亡跟社会变迁和社会价值观有特别的关系。

一百年前的离世多数发生在居所之内，现今在上海，百分之七十的离世发生在医疗场所，北京、杭州等城市，过半数离世也发生在医疗场所，全国范围内与上海情况相似，位列末位。

面对此景，我们不禁自省，究竟为何会沦落至此？又是什么原因导致病患愈来愈多地在医疗机构离世？

一个基本回答，就是说如今医院变得普遍了，其实并非完全如此。现在越来越多的期望源自当代医学，当代医学为我们带来了更多期许。它能够将人安置在重症监护室里，让他们多存活一两个月三两个月；在北京郊外设有植物人医院，能让人延续生命五六年七八年。

当代医学给予我们新的期待，然而这种期待同时蕴含着不少变数。

当生死攸关之际，我们应当看重逝者的个人想法，还是应当看重超越个人想法的其他想法，例如子女的期望？

中国每年逝世超过千万人口，其中大约百分之七十的正常离世者倾向于将最终处置权委托给他人。

多数中国家庭不会将所有敬重给予个人，通常情况下是替父母做主。在这些情形里，即便医生表示无法挽救，我们依然决定全力施救，结果却给父母带来了额外的损伤。

凉云、景军，探讨是否告知对方相关事宜，涉及家庭观念在医疗决策中的考量，以及探讨生命末期个体的自我尊重问题

我们民族非常看重对长辈的敬爱，总想着要付出全部去照顾双亲。不过这种观念其实暗藏矛盾。

究竟什么人的性命？一个人的性命岂能归他人所有？实际情况是，的确，你的性命不属于你自己，你的性命属于你的双亲、属于你的子女、属于你的伴侣。

我曾在某些场合对将生前遗嘱视作预先医疗指示的做法提出过看法。许多人觉得一旦签署文件，医生就必须遵循其中的指示，重视个人的这些想法。我认为这种观念纯粹是西方的产物，即便在西方，实际上也难以完全做到。

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自己生命的终结有决定权，如果他人不给予尊重，这是我无法容忍的。

然而我能明白个人对尊严终结的渴求为何无法达成，因为我们多数时候并非单独个体。

死亡，可以不只是一把灰

景军与学生交流

有人提及景老师，他年纪已高，却仍在探究生命终结的议题，此般行为令人费解。许多学术期刊，一旦收到他探讨死亡主题的文稿，便拒绝录用，这种避讳之情，深达令人难以置信的境地。

当在清华大学教授死亡社会学这门课程期间，有一位学生的心得体会格外引人注目，他谈到自己的母亲是一名内科医生，然而每当提及死亡这个话题时，他的母亲总会连续表示厌恶，反复强调不许再谈论这个话题。

我们只关注生命的价值，不关注生命的终结，只关注生命的历程，不关注生命的终结，我们总是躲闪。

幼年时期家中若有人离世，逝者遗体上会显现特定标记，那是一个黑色环状物，形似袖套，表面刻有“孝”字。我在清华大学度过二十年，从未目睹此物，如今连这标志也无人佩戴了。

我不敢佩戴，担心惹你不满，我们逐渐将这件事隐瞒起来。因此法国历史学家阿里耶斯指出，当下的离世方式反而滑向了“粗野的离世”，显得有失体统。

岳明月、景军，《以身转生》将转经轮与长明灯的形态合二为一

我们曾经多次经历死亡，我们的文化历代以来都在面对死亡问题。从唯物主义的角度看，死亡不过是一捧尘土，然而不同的传统社会却有着不同的观念来解读它。它的分量有时重如山岳，有时轻似鸿毛。

过去我在甘肃进行过实地考察，见识过当地的转经轮，也了解到汉族供奉的长明灯。我和岳明月合作完成了一件艺术品。这件作品给人的感觉，既是转经轮的模样，又像是长明灯的形态。当把手伸入其中时，其内部呈现的是我国五十六个民族共同拥有的文化标志。

我们应当重拾传统，借助它，中国人对死亡的认知可以变得多种多样且形象生动。我们必须拓展思路，不能仅用一种观念来理解死亡。

在北京的一间安宁疗护房间里老人为志愿者的歌声鼓掌

别人说你讲半天死亡社会学了，你自己有没有准备？

今天天气晴朗，我意识到自己尚未经历生命的终结，因此应当主动表达关爱，提前规划安排，决定将哪些物品进行捐赠。

但是必须指出，那是因为尚未遭遇它。一旦告知仅剩三个月的境况，或许回应将截然不同。我并非自诩。

我们对最终结果难以预料，只能向自身和社会设定一个基本标准，即改善国人的生命末期体验。

最起码的，不要让我那么疼。